编者按：为顺应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趋势，推动文艺评论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参与”，《重庆文艺》杂志特开辟“大众评论”栏目，打造快速响应、大众主导、观点鲜活的轻量化评论阵地。本栏目将以灵活快捷的形式，刊发短小精悍的评论，聚焦文艺热点作品和现象，关注新人新作，尤其是“文艺两新”的创作成果和实践动态，助力重庆文艺生态建设，推动文艺作品与评论长效健康发展。
栏目主持：泥文
睿智、胆识和情怀
——为学术专著《现代川剧
演剧体系建构》作序
凌孟华
周津菁研究员硕士阶段师从教育部长江学者王本朝教授，余时隔五载方有幸拜入师门攻读博士。论自然年齿，伊可称余师兄；依师门辈分，余尊伊为师姐。师姐命为新著《现代川剧演剧体系建构》作序，盛情难却，勉力一试。打开目录，我就深感这是一本角度新颖、内容充实、学术价值突出的川剧研究重要成果！
一、敏锐的问题意识，抢占学术高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演艺事业的繁荣，川剧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川剧演出推陈出新，捷报频传，传统川剧剧本也得到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和出版。比如1954年到1958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川剧剧本丛书《川剧》（重庆市曲艺改进会编，后改署重庆市戏曲工作委员会编，所见出至第88辑《方孝孺草诏》），1958年到196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的《川剧传统剧本汇编》（川剧传统剧本汇编编辑室编，所见出至第33辑《大陵台 百花台 三生缘 金眼龙》），2009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川剧传统剧目选集》（重庆市文化艺术研究院编，所见出至18集，收录136个大幕戏剧目，34个折子戏剧目），2009年到201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川剧传统剧目集成》【李致主编，四川省艺术研究院（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编，共35卷】，等等。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双创”方针指引下，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编著的煌煌100册《川剧剧本稀见档案文献编注》于2021年由巴蜀书社出版，辑录清末至20世纪80年代的川剧剧本601个，更是集川剧剧本之大成。但毋庸讳言的是，虽然川剧剧本的整理、创作和演出为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数十年来川剧的研究工作其实是比较滞后的，仍有很多重要的问题值得研究，比如本书讨论的现代川剧演剧体系建构问题。在集中研究川剧的学术专著方面，自席明真的《川剧浅谈》（重庆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沙梅的《论川剧高腔音乐》（上海音乐出版社1958年版）、中国戏曲研究院编的《川剧旦角表演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1960年版）之后，较之艺术实践，一直处于滞后的局面。天地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川剧文化丛书”，掀起了一次小高潮。此后，值得关注的专著有：严福昌的《川剧艺术引论》（巴蜀书社2000年版），路应昆的《高腔与川剧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杜建华《〈聊斋志异〉与川剧聊斋戏》（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张永安《川剧高腔音乐研究》（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吴泽地《漫谈川剧〈白蛇传〉》（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郭勇《川剧演出史》（四川辞书出版社2018年版）、高山湖《川剧的跨文化传播》（中国戏剧出版社2019年版）、杜建华等《川剧与巴蜀民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晏一立《戏曲市场研究——以西南地区的川剧为例》（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等。其他相关文献，大都在本书的参考文献中列出。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津菁作为戏剧研究者和评论家的重要意义，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凸显。要知道，本书已经是青年编剧周津菁担纲的第三部学术专著。周津菁能算青年川剧编剧界撰写研究专著的第一人。
周津菁的意义不仅在于学术著作频出，还在于问题意识的敏锐和学术研究的前沿。如果说她的第一部个人专著《走向现代的川剧文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是站在剧作者层面完成了对近百年现代川剧文学的个性梳理和独到总结，那么第二部牵头的学术著作《舞台环境下的现代川剧文学创作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则是以“现代舞台环境”的不同因素为支点，全面讨论各类舞台因素对川剧文学的影响。两本著作足以将作者托举到川剧“舞台环境”研究与“文学叙述”研究的前沿。而这本新著，更是完成了从“文学”到“演剧体系”的华丽转身。本书敏锐地引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致力于从斯氏学说在中国传播谈起，同时又保持了自身学术思维的独立，宛如沈尹默《月夜》诗中的画面：“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
得益于专业系统的学术训练培养出来的敏锐问题意识，周津菁这本新著不仅抢占了结合斯氏学说研究川剧演剧体系建构的学术高地，把文学研究方法引入川剧研究，而且来到了川剧导演文学思想研究的学术最前沿。
二、独立的史料准备，支撑学术创新
无论是从总体上考察斯氏学说对现代川剧演剧体系建构和发展的影响，还是从个案中厘定川剧导演为现代川剧演剧体系建构做出的卓越贡献，这本新著都能令人耳目一新，见人之所未见，道人之所未道，达人之所未达。本书的创新性，得益于她专注多年的戏剧研究生涯，以其聪慧、热情与交往艺术，积累了广泛的川剧人脉和丰富的学术资源，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完成了独立的史料准备。
鲁迅先生1926年2月1日写就的《不是信》谈及《小说史略》二十八篇，谓“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钱理群先生强调“重新提倡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的鲁迅学术传统”。王本朝教授曾师从钱理群先生，课徒、交流与著述也高度重视史料工作，在其著作《鲁迅导读：思想与文学》中强调“史料文献是文学史的基础”。周津菁是王本朝先生门下的佼佼者，在她的硕士学位论文《政治权力与话剧活动——论战时重庆“雾季公演”》中，她就已经显示出扎实的史料功夫，附录的《石曼访谈录》和陈铨女儿陈玉琴写给石曼先生的亲笔信，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话剧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本新著中，举凡重要的川剧人物（编剧、导演、演员）、川剧作品（传统剧、古装剧、现代戏）、川剧区域（成都、重庆、南充）、川剧研究（艺术家、学者、刊物）、川剧传统（程式、唱腔、绝技）等，周津菁都能如数家珍，信手拈来，显得举重若轻，气定神闲。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没有数十年的学习、积累和浸润，没有个人“独立的准备”，是难以想象的。尤为难得的是，作者还和一批重要的研究对象有直接的交往与对话，她是隆学义先生的入室弟子，胡明克先生的搭档，夏庭光先生的好友，因而取得了第一手的宝贵资料。诸如“2021年，笔者和胡明克谈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他谈到当初的‘严’，其实除了在艺术态度、组织方式等方面对剧组所有演职人员的严要求之外，最核心的，其实是严谨地贯彻了斯氏体系对戏剧排演活动的要求”等，就是基于独立准备的独家资料，令人信服。胡明克2023年底去世之后，这样的谈话史料，更是不可多得了。
三、大胆的观点表达，彰显学术情怀
展读《现代川剧演剧体系建构——从斯氏学说的中国传播谈起》，还有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周津菁敢于大胆表达个人见解，走到前台对着读者说话。她多用“我想”“我认为”“我们认为”“在我看来”等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同于那种闪烁其词的、把自己藏起来的、过于板正冷静的甚至八股的文风。
以“在我看来”为例，在书中就出现了十余次。诸如“在我看来，之所以使用‘现代’而非‘当代’还有着一个深刻的寓意”“而在我看来，当时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国戏曲对现代性的追求与传统戏曲舞台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在我看来，最高任务和贯穿动作的表演提示，对戏曲导演和编剧都提出了合理的努力方向”“在我看来，唱腔、锣鼓都需配合剧情设计，这样才能去除只依附老‘程式’而带来的单调”，等等。这些“在我看来”散落在全书之中，牵引出作者的真知灼见。
还有一些表达，虽然没有出现“我”“我们”或“笔者”这样的代词，但也是作者个人观点的集中阐述和着力强调，比如“说到底”。“说到底”在书中也出现了十余次，引出“斯氏体系与中国戏曲理论的差异，实质上是‘体验的戏剧’和‘表现的戏剧’的差异”“川剧是充满形式感的中国传统艺术，坚持它的形式感，就是守住‘川剧姓川’的重要方式”“是主题思想、贯串动作、最高任务决定着每一场戏中人物的戏剧行动，而程式是组成这些行动的基本单位”等观点。这些观点背后高密度的思想因子和高纯度的智慧火焰，是值得读者诸君注意和评鉴的，这里不再“剧透”。
更为难得的是，周津菁这些大胆的个人观点表达，往往又有着极佳的分寸感，不会极端，也不显偏颇，而是那么妥帖、周延。可以随手举两个好例：一是“我们不能说，此时川剧编剧和导演所具备的修养都来自斯氏体系，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斯氏体系参与了现代川剧文学范式的构建，并成为新的戏剧文学传统，融入了中国戏曲文化的母体中”；二是“有理论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川剧是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的裹挟，不得不面对斯氏学说。我则不这么认为。川剧表达现代生活，是川剧艺术发展的必然方向。此刻的川剧人是抱着谦虚的态度，想从国家给予的文化资源中，获得支持剧种发展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观念”。前者的“不能说……都”，以让步的方式避开了全称判断可能带来的强词夺理的危险，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又以足够确信的强调，强化了斯氏体系的参与之功、新传统之维和融入文化母体之力；后者则以斩钉截铁的“我则不这么认为”表明自身立场，一方面以“必然方向”强调川剧艺术发展与现代生活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合理推想当年川剧人的态度、想法和需求，这正是陈寅恪先生所谓“了解之同情”，分寸感拿捏得非常精准。看似柔弱的作者，之所以不惮前驱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地表达自己对于川剧及其演剧体系建构的观点，无疑是源于她对川剧艺术传统与生命力的充分自信，源于她对川剧编剧事业和研究工作的深爱与情怀。及至本书稿杀青，伊又专门发了朋友圈，谓“新书《现代川剧演剧体系建构》即将出版哦……这本书献给逝去的老朋友和情深意重的自己”。好一个“情深意重”，可能道出了作者在川剧创作和研究方面硕果累累、成绩斐然的全部秘密！她能创作当代川剧《聂小倩与宁采臣》，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大放异彩；完成石柱土戏《秦良玉和马千乘》，“认认真真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编导沉浸式话剧《雾起江州》，开创“不可移动文物活化利用的新业态”；义务指导重庆师范大学禺风剧社原创话剧《人间好》，几乎包揽第九届重庆大学生戏剧演出季各大奖项，都是其戏剧情怀的深切体现。这个以宣言和行动践行“重庆自己的文化要重庆人自己去爱”的奇女子，真真了不起！
周津菁曾指出张德成的文章《唱、讲、做、默》“立足于川剧传统，满含剧种自信”，体察到“周裕祥对川剧文化充满着自信”，正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作者的川剧自信，已经不言而喻。正是因为对川剧剧种和川剧文化的自信，才会如此“情深意重”，笔耕不辍，实乃川剧之幸，文化之幸！
此外，周津菁还有别致的语言修辞，展现出不可多得的学术才华。作为编剧，能写出“裙飘飘乘风驾临春信使，就是那幽香叠云花一枝”“俊朗朗堂堂相貌如神赐，明澈澈月洒清辉照清池”这般雅正脱俗如诗如画的唱词；作为学者，本书中也有“生活中人物性格的丰富，是消解脸谱化的良药”“魏明伦把这出戏打磨成了一颗奇异的水晶，各个璀璨的光面都是一面镜子，照出女人作为人所具备的天然属性”“在艺术的路上，自己走过的路，踩过的坑，最终会化作明灯照亮未来的路”等形象得体、诗意流转的妙句，可谓实现了创作之笔与研究之笔的彼此滋养，相得益彰，也是可喜可贺的雅事与佳话。
当然，毋庸讳言的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书也没有尽善尽美的，这本新著也不例外。如何进一步让斯氏学说回到其著述原文，加以更充分细致的引证和讨论？如何让斯氏学说在中国的接受过程进一步历史化，从培训学习、书籍阅读、朋友切磋等不同角度进行更系统的梳理和考证？如何进一步比较分析三代川剧导演之间的代际传承与主要差异，以及同代导演之间的不同气质与艺术贡献？ 如何进一步挖掘同样基于中国美学精神的其他现代地方戏演剧体系与现代川剧演剧体系之间的关联与不同，完成川剧演剧体系的特色凝练？以及“川剧还没有创造出足够的适合表现现代生活的程式”的问题，如何在改革发展中推进解决？这些都还可以继续着力思考和探索。这也许是下一部专著的内容了。
周津菁还很年轻，承担着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川剧与巴蜀地域文化关系研究”等重要研究课题，手上还有《重庆川剧发展史》等大作在修订完善，一定可以继续为川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增色，为重庆文艺评论的做大做强，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庆篇章的书写和绘制添彩！
最后仿用几句鲁迅先生192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写就的《写在〈劳动问题〉之前》的话作结吧：我是不善于作序，也不敢作序的；况且对于川剧问题，几乎一无所知，尤其没有开口的资格。我虽然对川剧问题知之甚少，但津菁在编剧中尚且为川剧研究的努力与诚意，我是觉得的。我只能以这几点意见表达我个人的祝贺与致敬。但我相信，这努力与诚意，读者也一定都会觉得的。这实在比无论什么序文都有力。
作者简介
凌孟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市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