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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泥文
舆论场中的历史回响
——重读抗战影像档案《苦干》里的中国
汤天甜／魏煜婷
1941年，一部名为《苦干》（Kukan: The Battle Cry of China）的纪录片在美国上映。这部由华裔艺术家李玲爱（Li Ling-Ai）策划出资、美国摄影师雷伊·斯科特（Rey Scott）拍摄完成的影片，将镜头聚焦于战火中的中国，记录了1937年至1940年间抗战时期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保存了重庆大轰炸等历史事件的珍贵影像资料。八十多年过去，战争早已远去，胶片却把那个时代的瞬间保留了下来。
当时的观众从这些画面里认识了一个正在苦难中坚持的中国，今天的观众则借由同一卷胶片重新贴近那个已经远去的时代。时间改变了观看的距离，却没有抹去影像里的生活质感。炮火、黄土、工厂、田野和校园，共同构成了一幅属于抗战年代的中国图景。从这些场景出发，可以进一步考察《苦干》如何突破单一的战争叙事，将抗战时期的社会生活、人民处境以及城市状态逐一呈现在影片之中。
一、从社会生活出发：《苦干》中具体可感的战时中国
《苦干》的镜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画面的视觉表达并不依赖单一的战争场景。影片没有将抗战中国压缩成只由炮火、废墟和苦难构成的战争景象，而是将记录范围延伸至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农田、道路、工业合作社、手工作坊等社会生活场景，与战争影像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影片的视觉底色。
对于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观众而言，《苦干》呈现了一个动态真实的中国。文字报道能够描述事件概况，却难以还原现场的细节；静态图片能够定格某一瞬间，却无法呈现事件前后的发展变化；而彩色影像则将人物、环境与事件置于持续变换的画面之中，观众由此获得了更完整的视觉体验。
影片对道路运输的镜头刻画，即展现出这种连续流动的视觉效果。在画面的切换中，巷子里有人挑担行走；公路间有车辆蜿蜒前进；黄河之上，货物借助船只运输，卡车甚至需要装上渡船过河。与战争现场相比，这些画面缺少强烈的视觉冲击，却把中国山川阻隔、道路纵横的地理特征，以及人员、物资不断流动的战时状态完整地呈现出来。
这种空间上的连续性进一步建构起了一个立体生动的中国形象：乡村与城市相通，生产与运输相接，后方的劳作与前线的战争紧密相连。战争不只由发生在战场上的战役组成，更包含着贯穿生产、交通与日常生活的社会现实。中国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大片颜色，或是新闻报道中一个反复出现的国名，而是由道路、河流、村庄、农田和城市共同组成的辽阔国度。
对于一部面向海外观众的纪录片而言，这种立体、具象的画面呈现有着重要的舆论意义。舆论场中的中国，首先必须是一个可感知的中国，彩色影像的呈现方式在最大限度上保留了观众的临场感与真实感。《苦干》没有急于替这些画面作出判断，而是选择用事实说话，让一个真实的中国进入当时的国际舆论视野。
二、从亲历者的视角出发：《苦干》的人民叙事
1940年8月19日至20日，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规模轰炸。斯科特当时身处重庆南岸的美国大使馆，他将空袭警报、民众躲避、日机来袭、城市起火以及轰炸后的救援等场景完整地记录了下来。面对突如其来的空袭，摄影机始终置于地面，镜头随着天空中的飞机和接连发生的爆炸快速移动，这组影像后来成为全片中最具震撼力的片段。
这种从地面出发的亲历者视角，是《苦干》区别于同时期其他战争影像的独有特征。现存的重庆大轰炸影像，大部分是来自日军轰炸机的作战记录。俯瞰的视角赋予画面一种居高临下的空间控制感：城市被置于视野之下，轰炸的方向、目标与结果可以在同一幅画面中得到较为完整的呈现。而《苦干》采用的地面视角则将观看范围限定在具体的场景之中：城市无法以全景样态进入画面，取景范围随着爆炸移动，天空中的飞机、突然升起的黑烟、远处燃烧的建筑在镜头的切换下相继进入视野。
镜头的拍摄角度决定了画面的叙事方式。从空中俯视，城市首先是作为军事行动的目标被凝视评估；从地面平视，镜头所面对的则是普通民众正在经历的危险，以及日常生活骤然中断的紧张感。飞机的轰鸣先是从高处传来，突然的爆炸发生在晃动的视线之外，火光和浓烟随后从城市的某个方向升起。抖动的画面、有限的视野以及不断变化的取景范围，共同构筑了观众面对这场灾难时的心理距离。在《苦干》的画面里，战争不再只是一个被旁观的事件，而是一段可以被亲历、被感知的现实危机。
未经修饰的同期声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强化了来自战争现场的粗砺质感。飞机引擎的轰鸣和炮火的爆炸声从四面八方响起，随着声音晃动的镜头和移动摄影机时发出的细碎磕碰声一起加重了画面的紧张情绪。下一次爆炸在哪里发生，镜头无法预测，日军的炸弹究竟毁掉了什么，观众也只能随着镜头一点点确认。对于战争纪录片而言，这种未被加工的视听材料，保留了战争现场的不确定性与偶发性。画面所能看到的始终有限，而画面外不断传来的声响提示着正在发生的灾难，视觉与听觉之间由此形成了一种持续变化的现场刺激，也为观众带来了极强的代入感。
优秀的作品总是能够超越地理与文化的距离，引起人类内心的精神共鸣。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苦干》的影像记录逐渐显现出超越历史之外的舆论价值。1941年1月，李玲爱与斯科特受邀前往白宫为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放映此片。据斯科特回忆，原计划约为二十分钟的放映时间在总统的要求下延长至两小时。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随后在1941年1月2日的报纸专栏中记录了这次观影，并特别提到影片里重庆人民面对轰炸时表现出的镇定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影片随后在美国上映，进一步引发了舆论关注。从影像进入公共传播的过程来看，《苦干》的意义已经超出对重庆轰炸现场的单纯记录。《纽约时报》影评人博斯利·克劳瑟在1941年6月23日纽约首映后的评论中，专门谈到影片结尾的重庆大轰炸。他将重庆大轰炸与美国观众已经熟悉的伦敦轰炸放在一起比较，认为重庆所遭受的暴力甚至比此前看到的伦敦遭难影像更加令人震撼。当重庆的战争现场从银幕进入报刊评论，《苦干》便不再只是一部远隔重洋的战争影像，而是能够进入公共舆论空间的现实议题。中国抗日战争也由此进入美国公共舆论议程之中，并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舆论场中关于日军侵华罪行的又一记铁证。
三、苦难中的生命韧劲：《苦干》的精神底色
《苦干》镜头下的中国，始终保留着鲜明的地域差异和生活层次。镜头从四川进入西北，再延伸至青藏地区：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园里，年轻人在击剑、射箭、打网球；黄河沿岸，羊皮筏子载着人和物资顺流而行；西北地区，镜头记录了穆斯林群体的日常生活及其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进入青海之后，镜头又转向塔尔寺，记录下当地的建筑环境、僧侣生活和宗教仪式。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人物相继出现，生活场景也随之不断转换，战时中国由此呈现出丰富而具体的生活层次。
战争虽然构筑了生活的时代背景，但没有彻底颠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人们在苦难中依然保持着既有兴趣、生活习惯与精神寄托。对于身处战争年代的人而言，反抗并不只有面对炮火时的奋勇抗争，更体现在苦难尚未结束之时，对和平生活的守护与坚持。这种坚持没有凝结为某种具体的英雄形象，而是沉淀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画面里没有激烈的动作或悲壮的情绪，人们只是平静地生活、劳作、维持着当时的生活秩序。战争的苦难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影像中交织，生命在困顿中的坚守也因此有了抗争的力量。
这种生命的韧劲，在重庆大轰炸后书写在废墟之上的“愈炸愈强”中获得了更加鲜明的表达。这四个字，是《苦干》中少有的直接表达抗战意志的视觉符号。与前面那些不动声色的生活场景相比，“愈炸愈强”虽然直接，但并不突兀。前者记录的是苦难之中仍然延续的生活，后者则将这种生命力量凝结成了一句明确的精神表达。从日常生活中的坚守到废墟之上的“愈炸愈强”，影片中的生命韧性叙事由具体的画面呈现转化为鲜明的精神提炼，原本分散在不同场景中的抗战意志获得了更为集中、明确的表达。
当这些历史影像为海外公众所看见时，镜头下的战争图景也由此获得了明确的舆论指向：苦难本身成为日军侵略暴行的现实证据，而废墟之上的生命状态，则构成了中国人民抗战意志的具体表现——战争可以摧毁建筑、打乱秩序，却无法磨灭中国人民对于和平的追求。
多年以后，“愈炸愈强”仍然是重庆城市精神记忆中的重要符号。其中所凝结的，不只是被轰炸之后重建家园的沉重历史，也是一座城市在遭受重创之后仍然保持生存意志的精神印记。由具体的战争影像，到当时舆论场中的中国形象，再到今天仍被反复提及的城市记忆，“愈炸愈强”完成了从历史现场到公共记忆的延续。
一个时代渐行渐远，《苦干》仍为后人保存着一处真实的历史坐标。《苦干》所留存下来的，不仅是一段关于抗战的档案记录，更是一个国家在深重灾难中坚守希望、顽强生存的时代见证。人们从中看到的不只是战争留下的伤痕，也有废墟之下仍在延续的生活，以及一个民族在苦难面前绝不放弃的精神力量。战火终会散去，舆论的声音也会随着时代流转而有所变化，唯有真正照见现实、深入社会，并经得住时间淘洗的作品，才能在历史远去之后历久弥新。
作者简介
汤天甜，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
魏煜婷，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