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 22 日下午,“渝艺大家谈”:从小说到戏剧 —— 中国话剧创新的巴渝路径暨话剧《谁在敲门》研讨会在重庆话剧院举办。研讨会由市评协、市话剧院、市文旅研究院联合主办,市剧协协办。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刘成国出席研讨会并讲话。

本次研讨是在重庆话剧院独立推出重话版《谁在敲门》后组织开展的。活动前期,主办方组织与会人员观摩话剧《谁在敲门》重话版专场演出。该剧改编自罗伟章同名原著,原版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重庆市话剧院联合出品,采用两院演员同台演出模式。本轮上演的重话版延续剧目川渝联合出品属性,全部演出阵容由重庆市话剧院演员担纲。
研讨会汇聚文学、影视、戏剧、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十余位专家学者以及三十余位青年评论骨干、大众评论员参与。市评协副主席、舞台艺术评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市文旅研究院研究员周津菁主持研讨。重庆市话剧院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张剑介绍重话版剧目打造过程,分享将六十余万字乡土长篇小说原著改编为三小时舞台剧的创作思路、艺术再造路径与美学表达。与会专家立足话剧《谁在敲门》的改编实践,围绕文学跨媒介转化、文学与戏剧双向赋能、本土文艺创新与时代表达等议题,深入探索中国话剧创新的巴渝路径,为文学作品的当代戏剧转化实践提供学理参考与实践启示,促进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良性互动。市评协青年评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武军作学术总结。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话剧《谁在敲门》坚守现实主义人文立场,以“良心主义”为底色,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文学体裁转化;以生日、生病、葬礼三个人生节点串起许家儿女的半生境遇;以“门”和“敲门”为舞台核心意象贯穿全剧。川渝方言是这出戏的血肉,台词贴近人物生命经验。在舞台呈现方面,该剧对“小说到戏剧”的文体剧场转化实践提供了人类学视野、文化路径和舞台样式等宝贵经验。


01

重庆市评协第二届、三届、四届副主席、
长江师范学院原院长|戴伟
戴伟|城镇化进程的文化见证与 “新大众文艺” 的探索

话剧借许家三代人的命运,艺术见证城镇化进程下乡村空心化、传统伦理崩塌、乡村老年群体的集体悲剧;提出新时代文艺要践行 “二为” 方向、“双百” 方针,探索 “新大众文艺”;指出高雅戏剧面临小众化、观众培育的现实难题,本剧是一次极具价值的艺术实践。
燕儿坡的许家,是村庄里的都市;许家的后代,都是川渝城镇化进程中跳动着的百分比数字。数字后面是一场社会发展大剧,是人物性格的纠结和挣扎,是城乡文化的巨大冲突。这些,都由话剧《谁在敲门》挖掘、提炼,呈现给观众。剧作通过许家长辈、城乡转换中的第二代、城镇标签的第三代,三辈人的悲欢离合,再现了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口大规模迁徙背景下的乡村空心化、传统伦理重构、个体命运浮沉,为改革开放带来的城镇化进程提供了文化见证和艺术珍藏。亲情和道德被严酷的社会现实撕开裂缝,展现出尊老崇老传统道德的沦丧。农村老人从受尊敬到可有可无,再到累赘,最后在凄凉无奈中告别。这不仅是许老汉一个人的悲剧,更是整整一代老年人的集体谢幕和黯然退场。
戏剧是综合艺术。纯文学被受众边缘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文艺还是要重回初心,坚持 “二为” 方向和 “双百” 方针,探索 “新大众文艺” 的路子:放下身段,走向基层;拓展路径,走向综合;不孤芳自赏,走向普罗;疏远文字游戏,走向普通人的故事。AI时代,我们期盼高雅文艺回归。《谁在敲门》三个半钟头无人退场,笑声、掌声和鲜花都在力挺高雅艺术;但观众仍属小众,观众培育是戏剧艺术的生死之战。赫拉利说:“智人之所以能征服世界,是因为只有智人能编织出存在于共同想象中的虚构故事。” 话剧《谁在敲门》做了一次极好的尝试和探索。
02

重庆市评协舞台艺术评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薛新力
薛新力|生活地气与改编之 “度”

本剧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兼备,借普通家庭纠葛折射时代转型多重社会问题;浓烈生活化是突出审美特质;改编经典是话剧破局路径,跨媒介改编需要把握转换的 “度” 与艺术边界。
话剧《谁在敲门》是一部有思想、有艺术感染力、观赏性强的舞台艺术作品。全剧通过展示一个农村普通家庭三代人矛盾纠葛,以及这个家庭的变故带来的命运变化,折射出时代发展、社会进程中的现象和问题: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舞台上家庭环境、吃穿用生活状况的展现);改革开放大潮下也有暗流涌动、沉渣浮起(长孙四喜的传销、诈骗);官场政治生态的恶劣(李光文与镇长官场圈子导致的瞒报事故)等等。家庭成员在社会转轨转型中也出现鲜明的人性反差:坚守善良正直、富于同情心、舍己顾家的大姐春红,认知清醒、有责任担当、充满孝悌之情的春明,自私、无责任心的二哥,略显糊涂愚昧的老大。通过这些人物命运的变化,也揭示了这个普通家庭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
这个剧最突出的艺术审美特征是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接百姓平凡生活地气,突破传统的冲突设置、情节组织、悬念制造等编剧技巧,而是把包含有地方特色民俗的日常琐碎、家长里短等普通人家生活真实细腻地还原在舞台上,使观众产生熟悉感、亲切感,从而关心人物和这整个家庭的命运,产生强烈的情感情绪共鸣,取得了很好的剧场观演效果。
把一部 60 几万字的小说浓缩在 3 小时的话剧舞台上,难度很大。 对经典作品、成功作品的改编,无疑是话剧艺术走出相对沉寂的困境的有效途径。《谁在敲门》的创新探索,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从其他艺术形式转换成话剧艺术形式的宝贵经验;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当把另一种艺术形式转换成戏剧艺术形式时,如何既保有原作的精髓精彩,又不与戏剧艺术的基本规律相悖、不失其内在的基本或曰本质特征,直言之,就是形式转换过程中有没有一个 “度”,突破有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 “边界”。
《谁在敲门》在成功之余,也难免留下一些遗憾:剧中人物众多、关系纠葛复杂,舞台呈现时,各人物在三代大家庭中的地位及多重纠葛的来龙去脉交代得不够清晰。话剧观演具有“一次过”的特性,这势必影响观众对人物印象的鲜明度,以及前后规定情境记忆连接的完整性,进而削弱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把另一种艺术形式转换成戏剧艺术形式时,如何既保有原作的精髓精彩,又不与戏剧艺术的基本规律相悖、不失其内在的基本或曰本质特征?形式转换过程中有没有一个度,突破有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边界?
03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重庆市网络作家协会主席、
重庆市网络文学研究院院长|袁锐
袁锐|门里是根,门外是命

剧本以三个人生节点做叙事 “减法”,以 “敲门” 意象完成舞台表达 “加法”;川渝方言赋予作品鲜活生命力;作品叩问故乡与时代的关系,文本回到作者文学启程之地上演,形成巧妙的精神呼应。
走出重庆川剧艺术中心,夜已深。身后剧场安静下来,可那声敲门,还在我心里一声一声地响。 三个小时,四幕戏,生、老、病、死。话剧《谁在敲门》把罗伟章 63 万字的土地长卷压进一方舞台,不见局促,处处见骨。
编剧喻荣军做的是 “减法”:一场八十大寿,一间脑梗病房,一场葬礼 —— 三个节点如三枚榫卯,咬合起川东燕儿坡许家几代人的聚散与撕扯。导演王筱頔做的是 “加法”:让那声 “敲门” 贯穿全剧。起初是亲人到访的轻叩,后来是命运突袭的重擂,到最后,是呼啸的时代,敲响每一扇紧闭的家门。
于我而言,这不只是一部好戏。剧中叙述者老三许春明,那个从燕儿坡考出去、在省城以笔墨谋生的读书人,几乎就是我的一面镜子。我也曾走出大山,在重庆扎根,靠文学吃饭。当他在父亲病榻前、家族拉扯中进退失据时,我认出了自己:那个回不去也走不出的人。门里是根,门外是命。台上声声叩门,一半敲在许家木门上,一半敲在我心上。
川渝方言是这出戏的血肉。“哪家人灶里不冒烟?世人都有点不着火的时候”—— 这样的台词,贴着人物生命经验写,蘸着生活原浆演。罗伟章的这部作品,在他文学出发的地方重庆上演,这像命运呼应:从重庆出发的写作者,他的文字绕了半生山河,又回到重庆的舞台上敲门。散场时夜已深。我想起我们这些人 —— 其实一生都在回答同一声叩问:门后是回不去的故乡,门前是滚滚向前的时代。而文学,既是那声敲门声,也是替我们开门的人。
04

重庆市评协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宇清
刘宇清|作为新时代 “许成祥和他的儿女们” 的良心主义书写

话剧是六十万字长篇小说一次有效的舞台转化,可看作新时代版 “许成祥和他的儿女们”;本剧的核心情感是普通人的日常人情,是乡土社会根深蒂固的伦理底线,概括起来,就是贯穿全剧的“良心主义”。地域、方言、代际身份既塑造作品特质,也构成传播局限,后续打磨需要突破边界,实现乡土个体悲欢向普遍时代书写跃升。
六十万字原著巨大的时间跨度、频繁的场景转换、繁复的人物谱系与缠绕的家庭关系,都是文学文本转向舞台艺术的天然阻碍。话剧版《谁在敲门》完成了一次有效的文本转化,是一次成功的艺术尝试。创作者以生日、住院、葬礼三个人生节点作为叙事主干,串起燕儿坡许家儿女的半生境遇,以一个普通家庭的生老病死、离合变迁,映照时代的整体流转。
浓郁的川东地域气质、川籍作家的乡土视角、地道的川味叙事与方言表达,让作品具备扎实的乡土文学质地。这让人联想到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我愿意将话剧《谁在敲门》视作新时代语境下的 “许成祥和他的儿女们”。
本剧的核心情感,是普通人的日常人情,是乡土社会根深蒂固的伦理底线,我概括为贯穿全剧的良心主义。剧中大姐感慨:从前做人,最怕脸上过不去;如今才明白,良心过不去,才是真正的过不去。对普通底层人而言,颜面难堪、生计窘迫、钱财拮据,都是切实的人生困境,但良心的亏欠,是更根本的失守。
郑正秋早已提出 “营业主义加点良心”。百年之后,话剧《谁在敲门》以良心主义为底色,坚守现实主义的人文立场,保有正向的价值表达与时代反思,既守住艺术本心,也具备面向市场、面向大众传播的可能性。 从许家儿女的挣扎、纠结、隐忍与退让里,我看到自身的生活,看到家人的取舍,也看到川东北乡土一代人的共同境遇。这可以说是川东北 70 后乡下人的悲歌。地域差异、代际隔阂、城乡身份之别,构成三重边界。这些边界成就了它的特色,也形成局限,使其不易跳出地域、方言、代际与身份的限定,获得更广泛的普遍共鸣。如何突破边界,让个体的乡土悲欢上升为更具普遍性的时代书写,是本剧后续打磨需要面对的问题。
05

重庆市评协舞台艺术评论专业委员会委员、
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副教授|赵勇
赵勇|一部乡土中国的“心灵史”

该剧没有核心事件,没有线性冲突,没有闭合结局。它把戏剧性从外部事件挪到了内部精神,是“心灵史”,不是“事件史”。戏剧性集中于人物内在精神挣扎;市场经济冲击瓦解传统乡土血缘伦理,旧伦理规则难以应对当下现实;结局光明处理存在逻辑裂隙,作品不输出标准答案,展现普通人明知守不住仍要坚守的平民精神。
从我的姥姥的去世说起。我的姥姥九十多岁,由母亲和几个姨轮流照顾,疲态写在每个人脸上。姥姥去世后,她们长吁一口气,又开始谈笑风生。我当时很难理解 —— 为什么亲人离世,反而成了解脱?“孝” 什么时候变成了一种压力?这就是我看《谁在敲门》的入口。
这个戏没有核心事件,没有线性冲突,没有闭合结局。老汉儿过生日是生,葬礼是死,框架本身就是戏剧结构。它把戏剧性从外部事件挪到了内部精神,是 “心灵史”,不是 “事件史”。 这个家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着什么,但每个人都没守住。大姐在维持中滑落,大哥在兜底中滑落,二哥在自弃中滑落,老三在清醒中滑落,四喜在依恋中滑落。对错混在一起,无法干净切割。真正构成戏剧性的,是他们在滑落过程中的挣扎 —— 那种 “拧巴”。对手不是某个明确的体制或规则,而是 “日子本身”。 这一切的根源,是 20 世纪 90 年代市场经济改革对乡土伦理结构的冲击。传统血缘秩序瓦解,金钱逻辑渗入。大姐用 “良心不安” 去解释丈夫的入狱,恰恰暴露了最深的伦理困境 —— 她只能用旧工具去处理一个旧工具已经无法处理的局面。
结尾从老三角度给出光明尾巴,但有一个逻辑裂缝:老父亲的存在是这个家没有土崩瓦解的仅有的支柱,他的死本身并不提供任何新的价值资源。它宣告了旧秩序的终结,但并没有告诉儿女们 “接下来该往哪走”。 这个戏不提供答案,只让观众带着问题离场。平民的 “伟大”,不是英雄史诗,而是 “我知道可能守不住,但还想再守一会儿” 的笨拙。它用反戏剧的方式,写出了最真实的戏剧 —— 人心深处那条沉默的河。而我,是从姥姥去世后母亲和姨们的那一声长吁里,游进了这条河。
06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代启福
代启福|“人类学总体性” 的改编路径

该剧走出 “人类学总体性” 全新改编路径,分为地方路径、舞台可供性设计、回望叙事三个维度;改编承接民族形式与大众化文艺脉络,让川东地方故事升华为乡土中国的整体叙事,为文学戏剧转化提供新思路。
《谁在敲门》的小说戏剧化改编,在承接中国文艺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内在脉络、延续西南戏剧改编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全新的 “人类学总体性” 改编路径。其创新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地方路径。“祖孙三代” 的书写带出了自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革命至 21 世纪头十年长达 80 余年的历史跨度,呈现了 “川东乡村” 在现代性转型中的阵痛、绝望与希望,并使一个一个 “具体的人” 和 “人的历史” 得以显现。第二,舞台的可供性设计。川东地区的历史遗存物成为戏剧的能动角色,因其自带历史可供性,参与到话剧的故事、情绪与地方世界的生产之中。第三,回望叙事。剧作以 “回” 为序幕,用 “空间场” 带出 “时间轴”,辅以大段独白、语言杂糅与空间留白,贯通观众的共情时间,使观众带着自身经验参与这场回望;观众的参与,使川东的 “地方” 故事意义不断溢出,成为 “乡土中国” 故事的一部分,甚至就是整体本身。这一改编实践为当代文学的戏剧化转化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可能性。
07

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副教授|王希
王希|现实主义佳作的表演打磨与观剧门槛思考

本剧是现实主义舞台佳作,人物塑造饱满,经过打磨后演员心理刻画、节奏把控日趋成熟;方言会对外地观众造成理解门槛,建议配套人物关系图、精简开篇人名,降低观剧门槛,期待剧目持续打磨推广。
我已三刷《谁在敲门》,每看都有新感悟,这是一部极有嚼头的佳作。它能让我们联结当下、反观自身,细细咂摸其中深意。剧中人物鲜活立体,个个有戏、各有主旨,道尽故乡、亲情、良知与人性执念,观后余味悠长、后劲十足。原著六十余万字,编剧与导演将其凝练为三小时舞台呈现,实属不易,足见匠心巧思。这部戏不止于讲故事,更重在刻画人心,演员表演便成了关键。好剧本、好导演、好演员向来相互成就,纯现实主义题材本就难排难演,而此剧的呈现,尽显导演深厚功底,更让我们看到演员们在排演中扎实历练、稳步提升,诸多角色极具舞台魅力,令人印象深刻。经过多轮打磨,演员对人物心理、细节处理、节奏停顿都愈发拿捏得恰到好处,情感诠释愈发清晰通透。春红劝离、朱占惠闹场等段落,现在看来流畅自然、毫无突兀之感。作为方言剧,外地观众入戏或有门槛,一些拙见,建议可在观众手册附人物关系图、精简首幕提到的人名,帮助外地观众快速入戏。这是一部难得的现实主义精品,由衷喜爱与敬佩!期盼该剧常演常新,让更多观众遇见这份舞台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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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评协青年评论专业委员会委员、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志全
张志全|日常生活视域下的乡土涅槃书写

话剧借许家的个体命运回应时代变革命题,是一代人的生命史、心灵史;采用契诃夫式叙事、散文式戏剧结构,从日常生活切入,由家庭内部矛盾延伸至广阔社会,拓展现实主义书写的深度广度。
如何讲述时代的变革,如何记忆历史的进程,每一个有担当的艺术家都试图作出相应的解答。面对城镇化带给农村的观念冲突,乡村社会将发生怎样的变革,个体命运又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纠葛中确立自我的价值,重庆话剧院的《谁在敲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也是一代人的生命史和心灵史,作品通过许春鸣的讲述,叙写了一个群体关于乡土的记忆和变革的反思。家庭的矛盾、乡村的变革、个体的生命旅程与内心挣扎,形成作品抒写乡土中国涅槃的着力点。然而,传统与现实的冲突大多不是显现的存在,而是潜藏在无尽的平凡的日子里。作品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坚持回归到日常生活空间,回到契诃夫式的叙事模式和散文式的戏剧结构中,走向更本真的历史深处。这是家长里短,又不只是家长里短,家庭成员的命运连接着家庭之外更广阔的社会空间,由此拓展了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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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评协舞台艺术评论专业委员会委员、
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魏锦
魏锦|厚重文学基底下的时代众生相

原著具备厚重文学与精神底色,聚焦生死、伦理与乡土裂变;话剧保留原著内核,放大 “门” 与 “敲门” 核心意象;不以强情节冲突取胜,重在塑造典型人物,唤起观众生活共情。
《谁在敲门》是四川作家罗伟章的一部长篇小说。全书约 63 万字,围绕许家三儿子许春明(作品中的 “我”)回老家为父亲过生日、父亲生病住院去世、子女们为父亲办葬礼这一系列事件,以短短几十天的家庭纪事为线索,描绘了上百个人物和他们错综复杂的关系、故事,道尽了世道人心及其变化。这部小说向内叩问生死、亲情、伦理与人性,向外铺展中国乡土社会在时代洪流中的阵痛与裂变,藏着中国人深入骨髓的家庭观念与精神乡愁,为话剧创作提供了厚重的文学基底与精神源头。话剧《谁在敲门》遵循原著的叙事逻辑与精神内核,“门” 以及 “敲门” 的象征意味被强化为舞台的核心意象,伴随着不同的敲门声,一众人物粉墨登场,一幅时代众生相次第展开。正如小说作者所说,“如果非要概括,《谁在敲门》写的是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下的人和时代下的情绪。” 因此这部话剧的重心不在于复杂的情节、强烈的矛盾冲突,而是让原著中的典型人物形神兼备地立上舞台,让观众跟随他们的语言、情绪打开自己的心门,共振于自身当下的或记忆中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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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评协青年评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武军
张武军|小说到戏剧改编:巴渝路径的几点思考(学术总结)

第一,要平衡地域独特性与艺术普遍性,处理好方言魅力和全国传播接受之间的关系;第二,做好文学时间叙事向戏剧空间艺术的转化,强化核心意象聚拢叙事;第三,改编不要被原著文本束缚,把握 “少即是多”,敢于大胆做减法,戏剧作品亦可反向带动原著传播。
前面各位老师都讲得很好,大家都提到了共鸣感与代入感,这足以说明本次话剧演出十分成功,极具感染力。之前主持人和市评协给我布置了任务,希望我来做个总结。总结我实在不敢当,但我想围绕今天的核心议题 ——“从小说到戏剧” 的改编,以及与此相关的戏剧创新巴渝路径,谈几点我的想法,也抛出一些问题供编剧和演员们参考思考。
首先是地方与国家、独特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重庆拥有辉煌的戏剧传统与演出传统,抗战大后方戏剧、雾季演出是中国戏剧最辉煌的体现,国泰大戏院、抗建堂等著名剧场的文脉也一直传承。这些既深植于重庆本土,却又都属于全国。因此,小说《谁在敲门》本身书写的是四川乡土故事,改编为戏剧也扎根川渝,本次演出效果亮眼,仍可提升的空间也恰恰在这里。有老师和观众提到了方言的艺术魅力,也有观众指出了四川话的理解障碍,我认为后续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保留四川方言魅力与扩大受众接受度之间找到平衡,毕竟我们的戏剧未来不应只局限于重庆、四川,而是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其次,小说是历史变迁纵向脉络的呈现,戏剧表演则是空间艺术的表达。从时间性叙事到空间性演绎的转化,本次演出已经做得相当出色,但我认为仍可进一步思考如何实现平衡与凝练。罗伟章的原作风格偏 “慢”,而戏剧演出需要控制时长、保证情节紧凑。面对漫长的时间线和众多人物,改编也进一步考虑用 “门” 和 “敲门” 贯穿全剧、聚拢冲突、效凝叙事。
最后,从小说到戏剧的改编,无论编剧还是演员都不必背负过多包袱。各位老师和主演都谈到了对小说情节、人物的深刻理解与感悟,罗伟章的小说本身确实拥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与思想深度,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力,正如薛老师所说,原作本身就自带流量。但我想强调的是,经典成功的小说不应该成为我们改编和演出的包袱。有时候,越是成功的小说,越可能成为跨艺术形式转换的负担,比如鲁迅的不少作品就是如此,这里我就不展开了。我只想提醒:我们要卸下原著文本的包袱,不必强求完全忠于小说,把原著内容一股脑全部呈现出来,反而更应该把握好 “少” 与 “多” 的平衡与辩证关系。少即是多,改编要敢于做减法,通过减法实现聚焦、凝练,反而能收获加法的效果。甚至可以推动戏剧版《谁在敲门》的改编演出反哺原作,吸引更多观众关注、阅读原著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