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文艺》2025年第1期
哪吒的火焰为何不灭？
——从反父权到反命运叙事的时代嬗变
宋伟/钟家治/张宸玮
从《封神演义》的“剔骨还父”经典故事文本到《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现代性“群体反抗”，哪吒的形象经历了从传统“代际冲突”到现代“身份迷失”的演变，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现代个体认同的危机。哪吒形象的历史渊源可回溯至魏晋时期的佛教典籍，彼时其作为毗沙门天王的护法神以“降妖除魔”的职能为大众所认知，宋元时期哪吒形象被纳入道教神谱体系，毗沙门天王与唐代名将李靖在此时期通过形象的融合完成“托塔李天王——哪吒”父子神谱体系的重构。
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哪吒闹海》便是在此基础上以反抗和自我牺牲精神为核心，塑造了一个“以死明志”的悲壮哪吒形象；2003年动画电视连续剧《哪吒传奇》则另辟蹊径，侧重于少年哪吒的“英雄长成”故事书写，以可爱亲民的青少年哪吒形象建构了“我们的英雄——小哪吒！”无论是“降妖除魔”道路上的匡扶正义之磨炼，还是英雄成长过程中的自我觉醒与身份认同，均更加凸显其人性化成长而非符号化抗争。近年来《哪吒之魔童降世》与《哪吒之魔童闹海》更是大胆创新，对传统哪吒形象进行了颠覆性的重塑，影片中的哪吒不再是被命运既定的英雄，而是在与命运的抗争中不断成长、蜕变，以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呐喊，代发出一定时期社会现象中人们对成见与命运束缚的焦虑与抗争。
一
从“灵珠转世”到“魔童降世”
早期哪吒形象的演变本质上是对神性符号的拆解、重组及本土化过程。在《封神演义》中，“灵珠转世”的设定构建了一套严密的宗教伦理秩序。灵珠赋予哪吒佛教“毗沙门天王之子”与道教“太乙真人弟子”的双重身份，既是神圣性的象征，也是宿命论的枷锁。其“弑父”行为看似叛逆，实则被纳入佛教“因果报应”与道教“劫数轮回”的框架：哪吒因“杀业”触犯天条，最终以“莲花化身”重归神界，肉身毁灭的代价实为对反叛的收编——通过剥离人性（莲花无血肉），完成从“逆子”到“护法神”的身份净化。（萧兵《中国神话哲学》）这一叙事实际上符合封建社会的伦理逻辑：个体反抗的最终结局只能通过“去肉身”来换取道德合理性，其本质是对封建伦理的妥协。
然而，当这样的传统叙事面临“从神话走向现实”的现代性改编时，其神圣性与封闭性被彻底消解。（刘林茹《神话与现实：中国动画电影的现代性改编——《哪吒闹海》《哪吒之魔童降世》等比较）《哪吒之魔童降世》以“魔丸”颠覆“灵珠”，将哪吒从“天命载体”贬黜为“天道弃子”，“魔丸”作为负面身份标签，实质代表了“人性”未经污染的本真性与天然性。哪吒的烟熏妆与垮裤造型，以赛博朋克美学消解传统神童的端庄形象，其戏谑台词“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则是对“神性庄严”的又一次对抗、否定与摒弃，因此“魔性”成为哪吒对抗标签化命运枷锁的主体性力量。影片中这种转变并非孤立的形象重塑，而是对封建礼教塑造下身份标签的深刻解构，当敖丙（灵珠载体）为维护龙族利益而选择水淹陈塘关时，“灵珠”的神圣性彻底崩塌；而哪吒（魔丸载体）则以拯救众生的行动打破负面形象，证明“神魔”之别不过是“成见的大山”。
从“灵珠”到“魔丸”的符号重构不仅是对传统神话的革新与颠覆，更与现代社会对标签化命运的抗争形成了呼应。《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魔童”哪吒以血肉之躯硬撼天劫，其反抗依托的不再是神界恩赐，而是自我意志和群体联结。在影片高潮中，哪吒与敖丙的“红蓝双生”设定构成隐喻——红色（魔丸）象征野性反抗，蓝色（灵珠）暗指理性压抑。二人合力对抗天劫的场景宣告“神魔”二元对立的式微，揭示身份标签与既有规则的虚伪。这种叙事转向，映射了现代社会中边缘群体对污名化标签的抗争困境，当哪吒高喊“我命由我不由天”，其火焰不再仅是神话中的武器，而是烧毁一切定义与束缚的解放之火，为所有被标签禁锢的“现代魔童”提供了冲破命运的共同脚本。
二
从“个体弑父”到“集体弑神”
在传统叙事中，这一“自刎”行为被严格限制于个体与父权的对抗框架内，具有强烈的悲剧性与孤立性。《封神演义》中哪吒因李靖毁其行宫而怒追千里，最终“剔骨还父”以肉身毁灭完成对父权的决裂。这一情节看似激烈，实则仍束缚在儒家“孝道”与佛教“因果”之中：哪吒的反抗以自我牺牲为代价，其结局（莲花化身）依附于神界秩序，本质上仍是对封建伦理的妥协。1979年《哪吒闹海》延续了这一逻辑，哪吒自刎时白衣染血的场景，以极致美学强化了个体反抗的悲壮性，却未能突破“以死明志”的传统伦理——个体的毁灭成为对封建权威的控诉，而非颠覆。
而当叙事进入现代语境，哪吒的“弑父”逐渐转变为“弑神”，其反抗对象从具象的父亲（李靖）转向抽象的系统性压制（天命、天庭规则体系等）。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李靖从专制家长变为沉默的妥协者，真正压迫者变为类似天劫咒所代表的抽象的“天命”概念。哪吒的怒吼“我命由我不由天”标志着其反抗对象从“父权”到“天命”的变奏与转移。同时，《哪吒之魔童闹海》进一步将矛盾的解决扩展至“集体弑神”，哪吒联合敖丙、妖族共同对抗天庭的律例条规与掌控体系，其反抗从个人英雄主义升级为群体性反抗。这种叙事转向既是对权力隐形化的回应，亦是对现代社会中“个体身份”困境的隐喻性解答。
传统“个体弑父”叙事的局限性，在于其无法触及封建系统性压迫的根源，在《哪吒闹海》中，哪吒自刎后龙王仍掌控风雨，天庭秩序毫发无损，个体的牺牲仅成为封建体制的悲情注脚。而现代叙事通过“集体弑神”重构了故事的反抗逻辑及叙事矛盾建构，敖丙从“灵珠宿敌”变为“命运共谋者”，龙族与妖族的加入，将反抗从个人恩怨升华为阶级与族群的复杂纠葛。这种设定暗合马克思的“阶级意识”理论——被压迫者需通过集体行动打破结构性枷锁。在《哪吒之魔童闹海》中，天庭通过预言、天道操控众生命运，将阶层压迫具象为不可违逆的“天命”。哪吒以肉身挑战这种被天庭掌控的命运规则的场景，既是对宿命论的反叛，亦是对系统性霸权的挑战与反抗目标的系统化，使得叙事从个体悲剧转向集体革命。
三
从“代际冲突”到“身份迷失”
在传统叙事架构中，以哪吒与李靖为代表的代际冲突、观念相悖等因素交织构成核心矛盾。而在现代叙事体系中，哪吒身处多元复杂的价值体系与社会环境，其核心矛盾逐渐聚焦于自我身份认知的迷茫与探索。在《封神演义》与《哪吒闹海》中，代际冲突与家庭伦理秩序是推动叙事的关键动力。李靖作为父权象征，其“毁行宫”“斥逆子”的行为本质是宗法伦理对个体意志的暴力规训。哪吒“剔骨还父、削肉还母”的自毁式反抗为代价完成对父权的象征性弑杀与对传统家族伦理秩序的颠覆式解构，实质上是哪吒在面对父权压迫与传统家族伦理束缚时对自我主体性的顽强坚守与捍卫。这种冲突模式植根于传统农耕社会的家族本位逻辑，其悲剧性源于“父不可抗”与“子不得不逆”的不可调和性，哪吒的“白衣染血”“削骨还父”不仅是个人悲剧的戏剧性书写，更是封建伦理暴力性的集中体现与个体自我主体意识在既有秩序中的隐晦表达。
然而，随着社会结构从家族本位向个体本位的转型，代际冲突的叙事框架逐渐无法承载现代身份政治的复杂性，“魔童系列”所演绎的哪吒故事构建起一种后现代主义范式下对“神童”概念的深度解构以及对“正邪”二元对立传统认知的颠覆性重构，有效地回应了现代社会语境下个体身份认同失衡的困境以及群体所普遍面临的焦虑情绪。《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李靖从专制家长转变为沉默的牺牲者，甚至以“换命符”试图替子受劫弱化父子间的对抗，标志着传统代际矛盾的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更隐秘的身份困境。哪吒因“魔丸”标签被村民孤立成为“天生的恶童”；敖丙背负龙族复兴使命困于“灵珠”光环下的道德枷锁，这种现代性身份迷失呼应了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对“液态现代性”的论述——传统稳固的身份锚点（如血缘、阶级）瓦解，个体不得不在流动的标签中重构自我。“我是小妖怪”式的自嘲与刻意夸张表演行为，实则完成了对社会规则的反抗。这种叙事策略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所说：“个体在身份焦虑中通过表演寻找生存空间。”
同时，身份危机的深化进一步体现在角社交关系中，传统叙事中哪吒通过“莲花化身”割裂血缘却陷入无根状态。而现代版本中身份重构依托于情感联结与共同体建构，哪吒与敖丙的“红蓝共生”不仅是视觉上的对立统一，更是身份象征的互补。影片中敖丙身为“灵珠”所承载的神圣性崩解以及哪吒作为“魔丸”所蕴含的“恶”之属性的净化，实质上打破了传统叙事中以出身定善恶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体现了后现代语境下的多元价值体系。
当村民从恐惧者变为支援者，李靖从压制者变为牺牲者，深刻暗示了处于边缘地位的个体或群体身份合法性的获得需经由社会主流群体的接纳与认可。在《哪吒之魔童闹海》中，哪吒面对的不再是单一的天庭权威，而是整个天界的规则体系。他以肉身挑战这种被天庭掌控的命运规则，其身份已从“被定义者”转变为“自我定义者”，既是对系统性霸权的挑战，也为液态现代性中的身份困境提供了象征性解决方案。
结语
哪吒形象的嬗变史同时也是一部权力话语与个体反抗不断博弈的文化史诗。从《封神演义》中“灵珠转世”的神性规训到《哪吒之魔童降世》中“魔丸”标签的符号颠覆，作为神话修辞的哪吒叙事完成了从“个体”到“群体”、从“弑父”到“弑神”，从“代际冲突”到“身份迷失”的现代改编与转化。传统叙事如《封神演义》《西游记》中将哪吒塑造为“剔骨还父、割肉还母”的悲情叛逆者，突破了传统孝道伦理的桎梏，通过弑龙、自戕等情节展现了个体与父权、天命对抗的悲剧性，成为儒家文化框架下罕见的反叛符号。饺子导演《哪吒》系列影片则将“逆天改命”的主题推向高潮，以“魔丸转世”的设定隐喻当代青年对身份焦虑与社会偏见的反抗。哪吒从“弑父者”转变为“救世者”，既保留了反叛内核，又通过亲情和解消解了传统叙事的悲剧性。哪吒故事在不同时代的反复讲述，本质是对文化记忆的再生产，既满足文化认同需求，又实现传统IP的商业增值。《哪吒》系列引发的观影狂潮，已经超越了对于影片本身的讨论范畴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哪吒故事的当代重述揭示了当代个体在液态现代性中的身份焦虑，影片将传统神话重构为成长叙事，试图满足当代观众在复杂社会环境下的情感需求与情绪宣泄出口。
作者：
宋伟，硕士研究生，重庆移通学院电影评论中心助教
钟家治，硕士研究生，重庆移通学院电影评论中心讲师
张宸玮，重庆移通学院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本科生
（《重庆文艺》编辑部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