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文艺》2025年第1期
王易涵《苗音》的文化碰撞与身份重构
陈彤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的当下，博物馆的玻璃展柜成为一种文化权力的象征。青年艺术家王易涵的摄影项目《苗音》，以苗族服饰为载体，在全球化语境下展开了一场文化身份的自我重构。艺术家穿戴苗族传统服饰，行走在伦敦多家博物馆的展厅中，打破了博物馆的寂静和西方主流文化对“他者”的固化凝视。在当代艺术语境下，她用摄影和行为艺术，重新定义了文化身份的动态重构。
王易涵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绘画《双鱼纹》 林诗雨摄
王易涵因为母亲的老家在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大学毕业后她曾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短暂工作，这一经历让她对自己的身份和博物馆有了更多兴趣。后来在英国求学期间，她走访调研了伦敦多家博物馆，感觉到自己可以是传统文化的转译者，更可以是文化基因的重组者，不论是苗族还是其他身份符号，民族性不再是非此即彼的边界。于是，《苗音》系列作品便产生了。 在伦敦的田野调查中，她了解到大英博物馆的554件苗族藏品深锁库房，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24件苗族文物不见天日，霍尼曼博物馆的80件藏品沦为数字档案中的冰冷条目，牛津皮特河博物馆现有363件苗族藏品中只展出了1件。于是，她身披苗族盛装，以身体行为介入这些文化空间之中开展创作，形成对博物馆“物化逻辑”的直接挑战。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王易涵 林诗雨摄
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曾在《论摄影》中批判：“摄影是一种柔性的暴力，它通过框取将对象固化为符号。”王易涵这一艺术实践却反其道而行之。她主动成为被摄主体，将自己的身体化为移动的展品。从表面上看，这些作品很像是“到此一游”式的自拍照。从更深层次观察，是一种文化上的自觉。这种策略让人联想到辛迪·舍曼（CindySherman）的“角色扮演摄影”，即通过自我展演解构权力凝视，将被动客体转化为主动叙事者。 银饰的声响在这一艺术行为中成为关键符号，这也是作品名为《苗音》的原因。在苗族传统中，这种声音被认为是能驱邪避灾的，而在博物馆的静默空间里，它转化为文化压抑的祛魅宣言。这种声音在博物馆弥散，不仅打破寂静，更隐喻着文化记忆无法被禁锢的流动性，正如庄子的“天籁”思想——自然之声超越人为规训，直指本真。
苗族服饰是《苗音》系列作品的主要视觉元素，它超越了审美符号的范畴，成为身份政治的核心载体。苗族“以衣载史”的文化密码，包含着创世神话、族群迁徙等丰富内容，是对抗博物馆“标本化”逻辑的视觉宣言。在全球化语境下，苗族服饰的这些符号常被简化为民族风情的装饰品。王易涵通过摄影和行为艺术颠覆了这一简化逻辑。在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她那苗族银饰的繁复纹样与希腊雕塑的古典线条并置，隐喻着少数族裔文化的边缘性，银饰的反光点亮抵抗的微芒。 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极简主义空间中，她身披银饰完成《双鱼纹》的创作，身体的运动引发了服饰的铃声，绘画的过程如完成一曲乐章的演奏。这种行为将听觉与视觉的感知融合，身体成为连接声音、动作与画面的媒介，赋予创作过程动态的、多层次的表现形式。服饰的沉重感与空间的轻盈形成戏剧张力，迫使观众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的虚假对立。 泰特现代美术馆，王易涵 邓撼族摄
这种动态赋权在《诺丁山狂欢节》中达到高潮。画面中，银饰的流光与加勒比羽毛、非洲鼓点交织，形成文化杂糅的狂欢场景。艺术家并未追求“和谐共融”的刻板叙事，而是通过身体的激烈舞动，宣告差异文化的并存无需消弭独特性。这一实践呼应了霍米·巴巴（HomiBhabha）的“第三空间”理论——文化身份并非静态归属，而是在差异碰撞中不断重构的“间隙性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王易涵选择的并非博物馆中的“古董苗服”，而是一套当代西南苗族盛装。这一策略消解了人们对“原真性”的猎奇想象，强调了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而非凝固。她以声音与影像的并置，提出了谁有权定义文化“本真性”的质问。
中国当代艺术的核心命题之一，是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激活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潜能。《苗音》的先锋性在于其媒介的多元性，通过摄影、行为艺术与数字媒介的融合，构建了“传统、现代、全球”的三重叙事。
布里斯托博物馆，王易涵 江楚雯摄
摄影：图案考古学。中国传统美学中“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的思想，强调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动态传承与主体精神的在场。王易涵的摄影作品中，苗服和其银饰的“形”承载着苗族创世神话和故事，而“神”则指向文化记忆的断裂与重构。她的摄影作品多以身着苗装的自我作为画面中心，用正面、直接的构图方式，表现出对文化差异的关照和思考。在牛津皮特河博物馆，展出有一件不起眼的苗族帽子，这是她在英国所考察的博物馆中，唯一见到的公开展出的苗族藏品。在此这件展品前，她以庄重的仪式感拍摄了自己与展品的合照，有种“灵魂归途”的象征。这件不起眼的帽子与其他展品有着鲜明的对比，透露出将文化割裂为“原始艺术”与“科学理性”的殖民文化逻辑。还有一些照片聚焦银饰纹样，以高分辨率呈现银饰錾刻的痕迹，层叠的肌理暗示历史记忆的沉积与断裂。这些影像不仅是美学记录，更是一种文化考古。通过细节的放大，揭露出被主流叙事遮蔽的微观历史。 行为艺术：空间再赋权。王易涵的行为艺术实践是对传统符号的现代转译。她将“苗银”融入当代叙事，以“苗音”为引重构文化认同，通过身体的动态展演，将“形神”美学从静态符号升华为活态的文化实践。在邀请外国友人体验民族服饰的行动中，她刻意保留穿戴过程的笨拙感，服饰的错位、银饰的缠绕，暴露出文化理解中存在的摩擦。这种坦诚的“不完美”，恰如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所言：“照片的真谛不在其所指，而在其刺点。”《苗音》的刺点，正是文化碰撞中那些无法被驯服的差异瞬间。 数字媒介：文化新传播。我还关注到王易涵特别注重作品的数字化传播。她将其摄影作品和行为艺术视频发布于多种传播媒体，实现了跨媒介、广地域的传播效果。这种策略，以低成本的数字复制对抗博物馆的稀缺性叙事。王易涵的这种“弱影像”策略，打破了文化传播的壁垒，降低了文化传播的门槛，使传统艺术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
《苗音》的成就与局限同样值得深思。一方面，这一创作行为虽然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艺术家的“闯入者”姿态可能被观者简化为东西方对立的符号。银饰在西方文化空间的回响，究竟是文化抵抗的胜利，还是对“异域性”的再度确认？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作品对苗族文化的呈现集中于视觉与听觉符号，尚未深入语言、仪式等深层结构。若能参照“现代性考古”的方式，将田野录音、口述史融入艺术项目，或可打开更丰富的文化维度。此外，从作品现有的呈现内容来看，虽然选取的是在西方博物馆所实施的部分，但从王易涵拍摄《苗音》的过程介绍可知，她还在国内如彭水苗乡拍摄有大量苗族相关影像，这是作品发展的一个切口。苗族服饰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在地传承与传播，也都是《苗音》可以继续拍摄和研究下去的方向。
牛津皮特河博物馆，王易涵 张君宜摄
王易涵的《苗音》超越了民族影像志艺术的记录功能，构建了一套以身体、声音与数字媒介为轴心的民族文化研究方法。她以苗族银饰为棱镜，折射出全球化时代文化权力的光谱——从博物馆的静默陈列到社交媒体的喧哗共振。作品亦是对“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当代诠释：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永恒的封存，而在于持续的碰撞、误读与再创造。恰如《周易》所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正是文化传承的终极智慧。
作者：陈彤，土家族。研究馆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摄影教育与理论专委会副主任
（供图：王易涵）
（《重庆文艺》编辑部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