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实主义的光芒反射在春花上
——何春花乡村小说的构建讨论
高铭
关于“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与成型，我的看法是在西方的后现代技法融入东方色彩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向内观照的寄托于情绪的晕染。
沈阳师范大学林园园，在回顾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论争历史的时候明确指出：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内涵论争、“写真实”论争与“写本质”论争等现实主义理论的讨论，对冲破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革命现实主义的束缚，起到关键作用，也为新时期文艺复苏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典型性”论争与现实主义发展方向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论争，理论界对现实主义典型性问题从多个角度展开了探讨，为突破单一化、模式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理论准备，西方现代派思潮的涌入，激发了中国现实主义的融合与裂变，却也符合了时代的发展和文艺表现的新需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新时期出现了一批“新”字当头的文学作品，引发了理论家和批评家对“现实主义重构”的论争、新写实小说论争、新现实主义论争和莫言小说现实主义归属论争。这些论争使学界展开了对现实主义问题的深入思考。在新的现实和文学语境下，现实主义需要建立新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在继承现实主义精神基础上突破旧有束缚，拓宽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充分发挥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并在吸收、借鉴其他文学新元素中实现自身长足发展。
21世纪以来，新现实主义的发展更多填补了“先锋主义”作品后撤和退潮后的空白。但由于21世纪网络世界的到来，碎片化阅读成为当代文化源流的主要方向。因此，网络小说的大量倾销，事实上摧毁了传统文学的防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2018年后，过度碎片化、过度娱乐的阅读情绪再次退潮，网络化的市场对应写作趋于饱和。传统文学又在一片狼藉的废墟上，开始了春花摇曳般的疯长态势。
我们今天来讨论“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光影下的一些具体作品时，就不免要从具体作品的写作内涵、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对应的精神追求中，去寻求新现实主义作品的文本价值所在。
因此，当我把重庆酉阳作家何春花的小说作品从“新现实主义”的维度进行展开阅读时，也就发现了作家的创作路数：饱满的情绪之中，以内化的观察逐级晕染女性世界共性分裂中所体察到的命运本质回响——正是新现实主义的光芒反射在春花上。
一、自然领域中的写作是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
《文心雕龙·明诗》篇：“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何春花的写作正是自然而然展开的，犹如高级相声的“入活”，一定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度拔高新现实主义情境下的创作路数，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何春花的写作中所拥有的“后现代主义”痕迹。
往事如同刚刚发生，王有光站在院坝上瞪着我。
棺材在燃烧。一笼竹子垂下来在空中接住火苗，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李家沟被大火照亮了。杨翠仙家的狗没完没了地叫，杨翠仙跑出门喊了一声“老天”，然后没了响动。外公早已经把自己灌醉，去了他的“极乐世界”。而那些苍老得如树藤的老家伙们，是断然不知一场大火正在他们的睡眠之外燃烧。就算我把整个李家沟烧掉，老家伙们也会如那些树啊叶啊一样，毫无波澜地跟随李家沟去到天堂。是的，我早晚要把李家沟烧掉。
——《半夜想起王有光》
很显然，这样的情境式的直接闯入，容易让人想到卡尔维诺的创作——非线性的逻辑植入，使得正文在瞬间陌生化。也许何春花并不是故意的，但长期纯粹的乡村生活给了她此种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土地中的引力，更来自于她向内牵扯出的一个“世界”。
对于乡村生活的热爱，是作家能够随心所欲呼吸的基本前提；对于乡村人性的熟悉与适度回避，是作家笔尖力量的根源。何春花力图把她所知道的生活介绍给我们，但我们只能停留在她所表达的“生活”的门口。因此，误读不仅是对后现代诗歌读者的要求，也是对新写实主义读者的要求。
在新现实主义的语境下，生活其实是不需要被刻意表达的。因为“山就在那里”，何春花的世界也就在酉阳或者渝东南，但事实上又不在——“异世界”的复杂，也不过是简单的阳光照射。当何春花说：“那个站在我们出租屋门口的女人说她是我的前妻。”《祝红丽回来的那个早晨》会突然发现，生活是立体的，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进入，但任何一种进入方式都是无解的。
“异世界”的概念，是源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经典开篇：“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我无意在此讨论何春花是否就此受到过什么影响，但新现实主义的创作者，不论自觉与否，或多或少都会采用此类“反向写作”的方式来开启他们的叙事。比如“作家何春花和生活里的何春花姑娘当然不是同一个人”，而作家何春花不能免俗的是，她告诉我们，她的写作引领的是一个“异世界”，那是她愿意让我们看到的生活的高度，是让我们知晓她所体会的“生活的冷，是怎样的一种不温暖”。因此，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理解《文心雕龙》时，就会知道何春花正是依据了自然的某种规律，将她的作品从贴地飞行的姿态调整为回旋式飞行。
……刀疤说，“又没得女人等我们，回去干啥呢？”
伍毛说，“是啊，我们回去干啥呢？”
幺鸡说，“反正你们明天都不上班，我们一起来看看地球是怎样背着我们到天亮的。”
我们觉得幺鸡说得有道理，异口同声说道，“不走了。”
——《祝红丽回来的那个早晨》
不要认为作家何春花是在随意捡拾一些语言的碎屑，实际上这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当我们认定了要“观察地球”的时候，那些无聊的人们真实的调笑背后，隐藏的孤独，才是作家何春花此刻要告诉我们的“悲悯”。
异世界的存在从来都是不争的事实。《文心雕龙·神思》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所谓“神思”，宛若日月之精华在某一具体地域的投射。因此，当作家何春花长期浸润在酉阳这块土地时，必然会受到傩戏文化的影响。因此，从作家何春花笔下以“零”为原点的创作延伸，必然带有神秘文化的历史印记，就像莫言从来走不出他的高密，贾平凹挣不脱他的商南地区。何春花的心灵感应，必然要跟随酉阳土地上冉冉升起的雾气，来湿润我们的双眼。
二、三重楼的结构契合了新现实主义写作的写作冲动
作家何春花的写作笔触无疑是宽阔的，尽管她尽量表现得谨慎，但文本写作的宽度和高度，是作家本人在写作中无意识延展的，并非简单的追求和拓展。开头一个楔子或一个引子，构成故事的框架，将一些具有强烈内在联系的故事连接在一起。小故事之间构成阶梯式的螺旋上升态势，这就有别于靠楔子或引子勾连，将一些毫无关联的小故事、大故事以“套娃”形式呈现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结构。也就是说，新现实主义的写作结构放弃了毫无头绪的表达，回到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整体性关注的道路上。
何春花的写作虽不可避免地受到“渝东南创作群体”中各路作家的影响，但整体文本结构显得略带神秘之光。我们从具体的阅读中可以知道，作家没有性别之分，而女性作为独特的个体存在，必然会把文本结构带向某种不可知的维度。
文本结构的不可知性，是困扰新现实主义作家的重要问题。因为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毕竟是在格非《褐色鸟群》中“梦境师”的迷茫，以及余华《活着》中不可知的世界模式消退后，才开始呈现出自身的特点。但也正因为此，新现实主义的文本结构被打上“混搭”的烙印。
何春花的语言结构和文本结构，或多或少受到了“先锋主义”余韵的影响。她的结构整体上是不饱和的，甚至可以从某一个中间章节读起。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半夜想起王有光》还是《其实我不怕黑》，在绵密的叙述中，文本结构始终秉承“三重楼”的样式——螺旋式的楼梯，即便走上去，也可以就此走下来，总之，无论停留在任何一段，都能品味出作品整体的味道。
从新现实主义的形式角度看，何春花的创作具有文本典型性；从写作的主观角度看，何春花则处于被动地位。
……我和祝红丽的婚姻很简单，她爹妈需要一笔钱给儿子找媳妇，我需要一个女人结婚，加上都是一个村子的人，都知根知底，我们就结合在一起了。祝红丽当时有好几个结婚对象，我不知道她为啥选择了我。我后来问她，她笑着说我家给出的彩礼最多。我们结婚头一年，有过一段幸福日子。我每天从工地上回来，祝红丽已经做好饭等我了。我们的出租屋，每天都是香喷喷的，不是洗衣液的香味，就是饭菜的香味。晚上，我搂着祝红丽躺在被窝里，曾一度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祝红丽看出了我的讥讽，她脸色涨红，赌气似的地说道：“我的梦想除了做老板，还要在这个城市有个真正的家。你能帮我实现吗？如果能，我就不去了。”
祝红丽总有办法堵住我的嘴。
——《祝红丽回来的那个早晨》
这些文字其实是低密度的，甚至是随意的、粗浅的，但当我们读完之后，才知道“人性就是从最简单的契合里发生脱落的”。我相信，何春花在这部小说中，还仅仅是从表象对故事文本进行结构，并未从人性哲学的角度去思考，但的的确确，这样对比式的相互映衬，把一个简单的故事推到了疼痛的边缘。因此，新现实主义的文本结构在作家何春花的写作中，被打开了一个朴素而简洁的空间。
当然，如同《半夜想起王有光》在文本结构上的一些滑稽性——何春花创作上的不确定性，导致文本结构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作家的创作在很多时候会被生活经历、他人的思考乃至“鬼魅一笑”影响，进而偏离创作方向。有时候，无意识的模仿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整个作品的密度与坡度。
因此，何春花的新现实主义创作在文本结构上是不稳定的，还需要进一步把控自身文本叙述的指向和思考的深度。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表达村庄的沧桑，或是老人的倚门而望，就会陷入简单的悲鸣之中……
三、个体的女性时间是区别于一切粗俗化写作的开始
当我们开始谈论“现代女性写作”的时候，脑海中经常浮现这样一个场景：优雅的女主角，在黄昏褪尽时登上停机坪上的一架即将起飞的飞机。当女人走到舷梯一半时，慢慢回过头来，眼里满是忧郁，却没有多少眷恋……晚风不知何时吹起，吹乱了她的头发……
创作个性化但不极端，是新现实主义作家区别于后现代写作者的根本标志。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表象方面，即与作者实体生活的地域性密切相关。任何人都必须承认故乡的精神引领作用，创作者的语言习惯、表达方式、社会价值观的构建以及文本内含的哲学认知，无不受制于地域性的局限。
如同我们不能离开地球，任何一个伟大的创作者都离不开熟悉的环境与人物，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比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高密县和商南。而透过故乡的地域性限制，我们更解读出“地域性”是何春花写作的标志性界定。事实上，几乎所有具备影响力的女作家，她们的创作都是以故乡（或假设的故乡）为中心画圆，进而阐述一种假定的生活状态，并将现实生活与之完整的撞击，最终形成独立的精神领域。
也就是说，当代以来，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女性作家，都是在忙于建立各自的“乌托邦”。不论是虹影的飞扬跋扈，还是卫慧精致的糜烂，都体现出女性写作一个重要的精神特征：攻击、嘲弄、自我分解——当代女性创作不可避免的精神追问，也强化了地域性特征及向内延伸的深度。也就是当代女性创作相对于男性特征，更为复杂与不易解读的基本原因所在。
但很显然，何春花的创作独立于一般女性主义的精神追问或者是身体性的戏谑。而她从自己更加深切的关注中，把人群中最疼痛的一部分给追问出来了。她更倾向于生活的重量。试图把人们的伤口以简单的精致展示出来。
……我不知道妈妈是去找爸爸还是找钱。我是去找奶奶。
我更喜欢奶奶。奶奶虽然是个疯子，但她爱笑。妈妈走时把奶奶交给了我。妈妈叮嘱我说：“她记不住事，上学前对她多说两次，要她呆在家里。”
放学后，我本该坐在大门槛上做作业，可是我不能，因为奶奶记不住我的话，我得去找她。奶奶比作业重要。
找累了，我喜欢看看天。天是清亮的，看上去也很薄。如果够高，可以把村子的天毯子一样折叠起来抱在怀里，就算奶奶藏在云里，也不至于丢失。山围着的村子不大，可我却要花很多时间找她。她有时在树林里睡着了，有时她跑去别家地里挖土……故意和我作对一样不断变换地点。我每次找到她，她都会得意地朝着我“嘿嘿”笑。她一笑，衣服上的蚂蚁或其他小虫子就跟着笑，笑得稳不住脚。我也跟着笑，就忘了生气。
——《其实我不怕黑》
还能有比这样的“直观性写作”更具有细腻味道的吗？我们自然不要轻易地去褒扬或者贬低一种写作态度，而是遵循作家何春花的简单笔触，自然可以读到生活的重量以及避不开的眼泪。因为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充满无法回避的“冷感幸福”。因此，何春花以女性的细腻和感知在打量这个社会的背后，她观察到的生活是“异世界”里边和我们血脉相通的部分。
其次，相对于地域性的类别限制，何春花创作的极端个性化从更深层次而言，是话语构建的内心需要。
现时社会，单一男权话语的随意性甚至失语促成了社会整体的多层次话语结构的重建。各方面环境的宽松以及女性自身依附性的一再弱化，女性精神的独立与自我决断改变了自我生活的颜色层次甚至生活方向，使女性创作从根本上摆脱了男性话语的影响独立成篇。女性话语的充分表达决定了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转型：即大师缺位下的新文化体系的逐步形成。这个体系将以“个性回归”为主要标志。
如果我们把以上的分析作为一个定论看待，那么何春花的创作就是一个新现实主义的典型。我们已经注意到，何春花以其独特的感知以及地域性的文学高地优势，或将创造出另一个更具辨识度的新现实主义的写作样本。
……欣欣姐问我：“你爸爸妈妈今年过年要回来不？”
“不晓得。”
“别哭。”
“我没哭，你别哭。”
“我没哭。”
我们没哭，玩了一会，她突然说：要是我爸爸哪个月不往爷爷卡上打钱了，我去哪里找他呢。
——《其实我不怕黑》
单纯的文本分析或者文本精读，都不可能解决何春花作品留给我们的巨大情感冲击，她把生活里不能触碰的痛突然放大了，却不负责提供解决方案。这种只呈现不解答的表达逻辑，与渝东南高地写作中部分创作者（包括男性作家群体）的风格相通。何春花作为女作家，也完全抓住了这种基于现实呼吸的高明之处。事实上，正是何春花身处酉阳，她的创作相对于城市“女性文学的地域性创作”以及“女性话语构建”必然相悖，这和创作者苦心孤诣的艺术追求以及人生价值观的开放性拓展密切相关。
作家何春花的创作从最基本的方面看，她的作品充满了“悲鸣生命的疼痛”。特别是《其实我不怕黑》的创作，更突出了作者对生命厚重的历史与现实承载的痛彻心扉。
作者在作品里，对现实乡村生活的磨难逐一进行精密手术般的解析与放开，从而提炼出疼痛的生命必然只有放射性的深沉。对于生、老、病、死这一基本哲学命题，作者尤对生者充满关注。也许我们在作者的种种描述中，所能读到的生命意识，以及生存必须潜行的规律，还只是作者带有浓重个性的单方面陈述，但重要的是，这显然延续了传统的女性笔法。然而阅读之后我们发现，何春花的高明之处在于她并不局限于简单的摹写心理，而是更在意于人物自身的生存意识、生活意识乃至生命意识的不断展开。这三个类似的词语，表达出作者已果断抛开心理描写的套路，直接渗透到物质本原的具体世界中。不论作者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以及表现是否成熟，都足以表明其创作跳出了7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女性作者所面临的相对“狭隘”的桎梏。
何春花眼界更为宽阔了。
新现实主义的逻辑维度是简单的，但又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映照式”。个性的集中以及人物、事件乃至细节的随意安排（并不随意），是新现实主义精致的最大特点。当阅读逐步慢下来之后，新现实主义的写作，的确能带给人们更大的思考和视角的宽阔。
从新现实主义维度展开何春花的作品，我们能够读到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与情感共鸣。我们可以在文本解读上，看见以故乡中心为高地的作家，如何在乡村与城市的最脆弱处，敲击出令人感同身受的疼痛和温暖。重要的是，在曾狂飙突进的社会逐步被迫慢下来时，我们来品读作家何春花笔下“异世界”的简笔画，精致且安逸。
何春花，土家族，重庆酉阳人。重庆市作协会员，酉阳县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高研班48届学员。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红岩》《雨花》等杂志，获第七届重庆少数民族文学奖,小说《祝红丽回来的那个早晨》被评为重庆2024年少数民族重点关注作品，参加全国第八届青年作家代表大会。
作者简介
高铭，重庆土著。重庆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青评委委员，南岸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三部，有文学评论、小说散见于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