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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泥文
民族记忆的当代表述
——从群舞《过山》看渝东南
苗族的舞台创作转化
李昀叡
由重庆师范大学选送、音乐学院副院长颜聪教授领衔，李文婷与杜泽辉副教授合力编创，舞蹈系24名学生表演的男子群舞《过山》，凭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第八届重庆市舞蹈比赛上获得好评，并入围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第十五届全国舞蹈展演。该作品以渝东南苗族历史迁徙为创作背景，通过对新时代舞台语境的把握，运用意象重构的审美范式，展开对生命根源与文化传承的追问，彰显中华民族不畏艰险、砥砺前行的精神内核。舞蹈融合现代编舞技法与苗族元素，抒发中华儿女的情怀、梦想、力量和希望，在形式和内容上为渝东南苗族舞蹈舞台表达带来新突破，标志其在当代舞台创作中实现新的提升。
新时代语境下，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源对民族民间舞蹈创作提出了技法、理念、范式、美学等层面的更新要求，当代舞蹈编导不断构筑符合时代精神的创作美学价值系统。扎根特定民族与地域的传统民间舞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其风格样貌与当地社会、自然环境紧密融合，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舞台舞蹈创作的重要素材来源。
渝东南地处重庆东南部，武陵山脉贯穿全境，山峦叠嶂、丘陵起伏，主要包括黔江、石柱、秀山、酉阳、武隆、彭水等区县，是苗族历史迁徙的重要聚居地之一。其文化渊源可追溯至远古黄河流域蚩尤部落文化，历经千年迁徙融合，在此形成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本文以男子群舞《过山》为例，分析传统民间素材的舞台创作转化过程。
一、《过山》的舞台艺术建构
（一）角色设定
渝东南苗族迁徙主题舞蹈《过山》，其艺术感染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巧妙而富有深意的角色设定。作品通过“带路人”“青年族人”与“部落成员”三位一体，分别承担历史复现者、情景展示者与情感物化者的功能，共同构成了一部流动的族群史诗，揭示了渝东南苗族的文化密码。
“带路人”这一角色，艺术化再现了苗族历史叙事中“祖先—首领”原型。在苗族的迁徙史诗与口传历史中，先祖是带领族人穿越崇山峻岭、寻找生存家园的智慧长者，是族群得以存续的精神支柱。其在队伍前方走走停停、忽高忽低、不时回望，既似传达指令，也如鞭策队伍，再现了苗族先祖率领族人撤离故土、扶老携幼迁徙的历史场景。他不仅是历史中的引路英雄，也是苗族坚韧不拔、引领前行的民族精神的象征。
“青年族人”则通过“顽皮—挫折—顿悟—守护”的成长弧光，生动体现了苗族文化中“英雄养成”与生命成长哲学。迁徙并非只是长辈的责任，更是苗族年轻一代在磨难中淬炼、实现代际传承与族群延续的关键过程。尤其在“翻越武陵山脉”这一关键情节中，他与带路人在前探路、协助部落族人翻越险阻，不仅是对历史情景的再现，也是苗族“智慧与勇气结合”这一生存智慧的显现，更是族群生命力与未来希望的具象化象征。
“部落成员”作为集体角色，是整个舞蹈情感基石与文化背景的铺陈者。他们代表了历史叙事中的沉默而坚韧的大多数族人，以群体舞动直接承载远离故土的悲怆、迁徙途中的艰难，以及最终抵达的喜悦之情，描绘了“举族迁徙”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
《过山》中的角色设定，是植根于苗族深厚历史文化、迁徙记忆与集体心理的精心建构，不仅是对祖先足迹的艺术复现，更是对苗族坚韧不拔、团结互助的民族精神的当代舞台延续，展现出艺术形式与族群文化记忆之间不可分割的生命连接。
（二）动作语汇
苗族舞蹈具有多彩的民族风情、浓郁的艺术风格和强烈的地域辨识度。固有的节奏性、传统的姿态与步法、符号化的服饰和妆容，已形成现代渝东南苗族艺术舞台创作的审美范式。这无疑成为当代渝东南苗族舞蹈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大难点。但在《过山》这部作品中，编导并没有简单搬运西南苗族舞蹈的现有动作，而是抓住内在的动律和美感，成功提取了“颤”与“摆”两大核心动律，通过舞者身体各部位与现代编舞技法的协调配合，实现了传统语汇的现代转译。
作品表现过程中，“颤”动律贯穿动作始终，它源于苗族先民在山地、丛林、河流间颠簸迁徙的身体记忆，主要表现为脚尖、小腿、胯部以及关节处有节奏的小幅摆动。这种鲜明的节奏感在“行路舞段”“越峰祭祖”中，刻画了人物在艰险环境中的心绪，营造出凝重且富有张力的迁徙氛围。“摆”的动律则主要体现在上肢的甩臂动作中，是苗族舞中重要的上肢运动方式，可分为小、中、大等不同幅度，与腰胯的“颤”动律协调配合，要求舞者保持关节的松弛与灵动，方能呈现动作的流畅与美感，避免躯体僵硬破坏动律的完整性。
下肢的步伐多用横移步与踩踏步。动作发力依赖于主力腿的屈蹲，在发力的过程中运动腿顺势向上提收。编导从苗族鼓舞中提炼出踩踏动律，踩踏时，胯、膝、踝关节协同运作，形成如弹簧般有机系统。舞者往往根据鼓声与节奏的变化而动，体现出苗族舞蹈“踏足为节”的古老传统。虽然踩踏动作在中国诸多民族民间舞蹈中都有运用，但渝东南苗族舞蹈的特色在于，其质感并非沉重顿挫，而是灵活轻快、迅捷有力，结合上肢的甩臂动作，很好地表现出一种上下震颤、轻松而又有韧劲的整体舞蹈动势效果。
（三）道具、服装与音乐
“道具、服装等身体之外的物象一旦与舞蹈形态动作共同构成动态造型结构，就能形成造型网络而具有丰富深刻的表现性”（袁禾 《中国舞蹈意象概论》）。在《过山》的视觉与听觉建构中，道具、服装与音乐共同构成了具有深厚文化表现力的动态系统。服装与道具不仅是身体的延伸，更成为承载历史记忆、传递文化意象的叙事载体。
作品创造性地运用半弧形可移动高台，通过其形态的不断转化——从“山—桥—摇篮—月亮—牛角”，建构起流动的意象表达，串联起渝东南苗族文化的精神图景。（见表1）似山——舞者在其上攀越、匍匐、仰望，艺术化地再现了苗族先民翻山越岭的迁徙场景，将“爬山”的艰辛历程升华为坚毅的民族脚步；像桥——当高台横跨如桥，舞者在其上行走，形象地隐喻了跨越天险、连接族群与文化的“过河”智慧；化摇篮——装置转化为诗意的摇篮，“青年族人”在其间摇曳起伏，轻盈跃动间将日常玩耍嬉戏的童趣，演绎为对文化传承与生命呵护的生动譬喻；如弯月——装置旋转如月，或高悬或低垂，使月亮成为贯穿时空的乡愁符号，托起苗族人对故土绵长的思恋；立牛角——最终装置巍然耸立的牛角造型，居于舞台中心，舞者们环绕起舞，形成仪式化的礼敬场景，凸显牛角作为力量图腾与文化根脉的象征意义。通过这一系列意象的递进，《过山》不仅完成了舞台空间的诗意转换，更在动态中刻画出苗族深厚而流动的文化记忆。
《过山》的舞蹈服饰以沉稳的藏蓝色为主色调，点缀浅蓝、银白装饰。上衣排列的菱形纹象征着连绵的武陵山，长条形纹则代表着蜿蜒的阿依河。下摆方形刺绣中融入山地符号，是苗族“无文字史书”的呈现，其间穿插的树叶、小径、花朵等纹样，勾勒出渝东南山地民族依山而居、临水而栖的错落景观。腰间红蓝彩织带则呼应着“热情与生命”的文化符号。男子头戴银色牛角造型帽子，更直接彰显了苗族对力量与自然的古老图腾崇拜。
在音乐层面，作品深度融合国家级非遗《苗族民歌》中的“过山号”。这首源自山地劳作的指挥号子，其“领”与“和”的结构被转化为舞蹈中鲜明的身体对话：“带路人”的动作与号子领唱的重音同步，成为声音的视觉化身；“部落成员”则以整齐的动作构成身体的“和声”，再现了迁徙队伍在统一号令下行进的历史场景。“过山号”高腔中特有的嘶吼、拖腔与颤音，直接塑造了动作的质感与奠定情绪基调，在视听交融中完成对民族记忆的当代书写。
二、舞台创作转化策略分析
（一）叙事结构的戏剧化重组
《过山》的叙事结构实现了从民间传说到舞台史诗的戏剧化重组。作品将苗族迁徙历史提炼为“离乡号令—行路舞段—望月成长—越峰祭祖—前行回望”五大核心段落，用舞蹈形象叙述苗族先民在迁徙途中不畏艰险、勇毅前行、共渡难关，最终抵达安居之地的动人历程。（见表1）这一结构既保留了史诗的宏大脉络，又赋予其清晰的戏剧张力与情感节奏，构建起完整的承转合戏剧脉络。
在重组过程中，编导巧妙运用场景蒙太奇手法，将漫长的迁徙历程浓缩为几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如行山时的遇险守护、摇篮上的代际传承、望月时的思乡之情等，既保留了历史的真实感，又强化了舞台感染力。与此同时，作品还通过情感递进式的结构推动故事情节，从离乡的悲壮凝重，到途中的艰险挣扎，再到思乡的柔情与成长的顿悟，最终升华为抵达新生的喜悦与回望的哲思。这种以情感发展为主线的结构设计，使观众在舞者的身体表达中，完成了对苗族迁徙精神从认知到共鸣的强烈认同。
编导在舞蹈叙事中植入了仪式化表达，无论是牛角图腾的升起，还是围圆祭祀的舞段，都将具体的历史事件升华为展现苗族精神的民族仪式。这种处理不仅强化了文化的庄重感，更使作品超越了单一民族的迁徙叙事，唤起人类共同体的情感共鸣。这种戏剧化重组，使《过山》既是一部具有现代剧场美学高度的舞蹈作品，也成了一部生动的民族史诗。
表1 《过山》创作分析（笔者制）
（二）空间调度的舞台化设计
调度是一种极具表现力的语言，在《过山》中，不仅是形式层面的编排手段，更是承载文化叙事与情感表达的核心载体。作品通过直线式、流水式、散点式、圆圈式、集中分散等多种队形变换，配合个体动作的定格、双人对舞的穿插等调度手法，使得整个舞台调度灵活多样，展现了渝东南苗族独特的风格。
在作品的开头部分，舞者们以方形阵蹲踞于舞台，老者独自立于中央，形成稳重而富有仪式感的视觉构图。随着音乐展开，S形、圆弧形等流动的线性调度直观再现了山路迂回前行的动态，呈现出富有感染力的舞台美感。在“带路人”与“青年族人”的对舞的部分，周围的舞者以蹲起横移步、俯身踩踏步等低空间舞蹈动作衬托呼应，人墙的搭建象征互助前行的集体精神。快板部分，全体舞者整齐划一的动作形成翻山越岭的磅礴气势，仿佛在身体律动中唤醒并传递着深厚的文化记忆。段落之间的衔接和谐自然，由慢到快逐渐过渡到高潮部分。
编导从渝东南苗族人民背背篼爬坡的日常生活中汲取灵感，于是就有了舞蹈动作里“插手横移步”的舞段。从社会生活中提炼舞蹈动作语汇，既创造出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又体现了本民族的审美内涵。作品中频繁运用的圆形调度，被赋予了多种象征意义，既是圆形移动探路的日常生活场景，也是祭祀祖先、凝聚族群的仪式空间，更是抵达新土后欢庆团圆的集体象征。通过圆的聚合与扩散、旋转与静止，编导在不同情境中赋予其相应情感内涵。特别是在祭祖段落中，转动的圆阵与中心升起的牛角图腾形成神圣的向心结构，将舞蹈推向精神仪式的高潮。
弧形可移动高台作为核心装置，通过“山—桥—跷跷板—月亮—牛角”的意象转化，不断重构舞台的象征空间。舞者与道具的互动“攀登、行走、平衡、仰望、环绕”使舞台空间成为会“说话”的叙事者。道具形态的每次转变，都标志着迁徙过程进入新的阶段，空间从而获得了时间性的叙事维度。
（三）情感表达的意象化提升
意境所表达的审美内涵，是民族舞蹈的内在美，也是民族舞蹈的精髓之处。作品通过多层意象的营造与转化，将渝东南苗族迁徙的历史叙事，凝练为富有感染力的身体符号与舞台意象。作品紧密围绕“过山”这一核心立意展开，既是对武陵山脉的具象呈现，也是对民族历史险阻的象征性跨越，更是对每个人内心精神高地的深刻叩问与征服。
身体本身成为情感表达的第一层意象。舞者以沉稳弹性的下肢步伐，配合上身前倾后仰的体态，外化出“负重登山”的艰辛与毅力。这一源自劳作的动态，既是对先民迁徙的追忆，也隐喻着当代人在困境中沉稳前行的精神姿态。而当动作转为舒展上扬，步伐变得轻快时，则完成了从“攀登”到“跨越”、从“负重”到“憧憬”的情感转折，形成强烈的精神张力。
“弧形高台”的意象迭变，构成了情感表达的第二层升华。核心道具“弧形高台”的创造性运用，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情感转化脉络。它化身为“山”代表具象的阻碍与挑战；转化为“桥”，成为连接与跨越的象征；作为“摇篮”时，暗喻着迁徙途中维系平衡的智慧与隐伏的风险；在静谧时刻宛如一弯“新月”，寄托深切的乡愁与守望；最终与牛角图腾同构，巍然成为精神信仰的丰碑。这一系列的意象转化，巧将迁徙历程中的沉重、期盼、挣扎与喜悦，物化为可感可知的舞台叙事。
集体调度与空间构图，最终实现情感的汇聚与升华。圆圈式的聚合与扩散、人墙的筑起与消散、从散点到集中的队形变化，在视觉上强化了“跨越”的集体性与精神性，彰显出坚韧团结、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最后在“越峰祭祖”中，转动的圆形构图与中心升起的牛角图腾构成神圣向心结构，将个体的情感融入集体的磅礴律动中，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完成了从“翻越外在山岳”到“征服内心险峰”的情感升华。
最终，作品通过这三重意象化表达，使“过山”超越了具体的地理与历史范畴，成为每个人面对生命困境、实现自我超越的普遍隐喻。它既是对苗族先民迁徙壮歌的缅怀，也是对中华民族穿越艰难历史、砥砺前行精神的写照，更给予当代观者以突破自我、攀登精神高地的深刻艺术启示。
三、舞蹈作品《过山》创作转化的价值与启示
（一）对地域文化身份的当代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过山》的创作实践正是这一思想在艺术领域的生动体现。编导本身的文化观念影响着其对题材的选取、解读与诠释方式。该作品的成功，其核心在于通过对渝东南苗族文化符号的深度提炼与创造性转化，实现了从民间原生形态到当代舞台艺术的审美升华。
这一建构过程，源于编导对渝东南这片土地的热爱、对当地人民的深刻理解，以及深厚的家国情怀。正因如此，作品所创造的文化符号与视觉形象，既扎根于真实的文化逻辑，又艺术化地回应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作品将历史迁徙故事与舞蹈艺术相结合，美与力量的结合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舞者们充满喜悦与力量的表演，展现出渝东南苗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礼赞，更生动呈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图景。《过山》不仅是一部艺术佳作，更是一次有益的文化实践，为武陵山区文化振兴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注入了鲜活的艺术力量，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生命力与凝聚力。
（二）地域性舞蹈舞台化创作路径的启示
《过山》的创作实践为民间舞舞台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与启示：创作必须超越对民间形式的表层模仿，深入文化内核进行当代转译。
一是以文化理解取代风格搬运。编导创作需扎根于最深层的文化理解，而非外在的风格模仿，要对当地苗族历史、习俗与精神进行深入研究，使作品超越了动作形式的简单搬运，实现从“形似”到“神传”的本质跨越。
二是用传统内核契合现代美学。作品巧妙运用现代舞台技术，构建多层意象的转化系统，将民间生活中的具体物象转化为舞台道具，通过艺术构思转化为承载精神隐喻的舞台符号，实现了技术手段与文化内核的有机统一。
三是将族群记忆升华为时代精神。作品从独特的苗族迁徙经验中，提炼出“跨越险阻、砥砺前行”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精神主题，使其不仅是对特定族群的写照，更能回应当代中国的集体心志与奋斗叙事。这一实践表明，民间舞的舞台化不是对传统的稀释或照搬，而是通过现代艺术语言，完成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与价值重释，使其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结语
舞蹈《过山》的创作实践，诠释了地域性舞蹈艺术在当代语境下的美学追求与文化使命。作品依托民间舞蹈元素、象征化的舞台调度与意象表达，以饱满的情感完成了视觉与精神层面的双重美感建构，更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实现了对渝东南苗族迁徙记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由此可见，民族舞蹈的当代发展，需要超越表层的形式模仿与题材呈现，深入民族文化内核，实现从“形似”到“神传”的审美跨越。《过山》以“深入田野—舞台转译—精神升华”的创作路径，将地域性、族群性的身体记忆，升华为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彰显奋斗与团结时代精神的艺术表达，最终完成了从“过山”到“成为山”的哲学升华。
作者简介
李昀叡，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西南民族民间艺术研究方向研究生
（供图：重庆市舞蹈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