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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精神的坚守与传承
——论张者长篇小说《天边》中的理想知识分子形象
蔡芯瑶
张者在文学创作中一直关注知识分子群体,早期的“大学三部曲”——《桃花》《桃李》《桃夭》都是描写市场经济浪潮下高校知识分子的异化困境。其西部题材作品《老风口》已初露对边疆建设者的关注,为后续知识分子书写埋下伏笔。在张者新作《天边》中,将叙事场域延伸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广袤荒蛮的土地上,生长出了一批扎根边地、践行使命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形象的理想性在于实践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内涵的兵团精神。兵团精神是几代兵团人屯垦戍边积累出来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既为理想知识分子形象赋予了灵魂内核,又成为串联起形象特质与创作逻辑的关键线索,使《天边》的知识分子书写在转变中具有了历史厚度与现实意义。

一、知识分子塑造的转型
知识分子群体一直是张者文学创作的主要叙述对象,其创作轨迹清晰地呈现出从解构批判到建构理想知识分子的转向。而兵团精神的融入则让这一转型具备了坚实的精神根基与现实依托,也表现出作家对于知识分子认识的不断加深。
在早期的“大学三部曲”中,张者把焦点放在市场经济转型浪潮中的高校知识分子身上,完成了对“异化知识分子”的全景式解构。该时期形象塑造以批判为主,笔下知识分子陷入权力、利益、欲望的纠葛之中,精神上出现迷失。在《桃花》《桃李》中,部分高校学者脱去了学术光环,把知识当作换取名利的手段,在他们面前,知识分子的初心和操守被欲望冲刷殆尽。《桃夭》里的知识分子对异化的困境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也试图通过自我反思来寻求突围,但始终在世俗诱惑和精神坚守之间摇摆,最终陷入无法摆脱的迷茫。张者创作的“大学三部曲”中知识分子形象,本质上就是他对转型期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现实映照。核心问题是“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知识分子流向何处”?而张者在书中也给出了他的答案:“从道德精英向知识精英转化,从精神向技术位移,从倔强地与世俗精神相抗争到全面投身于消费社会。”(谢有顺:《消费时代的暖色幽默———〈桃李〉与当代知识分子形象的转型》)这种转变更凸显了市场经济冲击下高校知识分子的无奈沉沦。
随着创作认知的深化与兵团生活体验的积淀,张者在《天边》中完成了知识分子书写的根本转变,为兵团精神唱一首赞歌正是这种转变的核心驱动力。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参观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时提出:“兵团人铸就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用好这些宝贵财富。”(王艳乔:《弘扬兵团精神,履行兵团使命》)《天边》的知识分子涵盖杨沪生、王文民等上海支边青年、吴之淼等主动扎根边疆的学者、马富贵等兵团一代建设者以及姚远、黄建疆、李军垦等兵团二代成长者。不同于早期作品中的异化者,《天边》中的知识分子以兵团精神为精神罗盘,不再纠结于个人名利得失,把自身命运与土地、集体、家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边地中将其理想形象高高树立。由“解构”到“建构”,张者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完整书写,也给当代社会提供了可以参照的精神坐标。
二、《天边》中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呈现
《天边》中的理想知识分子不是孤立的个体陈列,而是以兵团精神为灵魂内核,兼具价值追求、伦理坚守、精神传承三个维度的立体群像。所谓理想知识分子,在《天边》中具体表现为把“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内化于自身,既有着崇高精神追求,又具备扎实实践能力的知识持有者和价值践行者。这些特质体现在不同背景、不同人生阶段的知识分子身上,共同构成了理想知识分子的完整精神图谱。
(一)价值追求:热爱祖国与开拓进取的践行
价值追求是理想知识分子行动的精神指南,《天边》中的他们契合“热爱祖国、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这是理想知识分子身处困境时产生的生命自觉。处在戈壁荒漠和文化边缘的环境中,唯有怀揣着热爱祖国、开拓进取的价值追求,才能促使知识分子不断突破个人局限、环境桎梏与认知边界,将个人理想同国家使命、边疆发展深度绑定,以实干诠释爱国情怀,以创新推动边地进步。
姚远的价值追求表现在对个体命运以及认知边界的不断突破中。作为地窝子里钻出来的兵团二代,虽然从小生活在物资匮乏、文化封闭的环境中,但他酷爱读书,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读书种子(王春林:《雄浑奇崛的全景式兵团书写——关于张者长篇小说〈天边〉》)。姚远以“鸡蛋换书”的执着汲取知识,从《林海雪原》读到《红楼梦》,在文字里给自己搭建了一个超越边地的精神世界。这种对知识的极致渴求,体现了他突破环境束缚的进取精神,也为其日后在兵团建设事业上的创新打下了基础。大学毕业后的姚远毅然回到兵团,进入一师一团生产科,把扎根边疆、服务人民当作自己矢志不渝的理想归宿。这份选择正是兵团精神中“热爱祖国”的生动体现。他真心地认为自己是新疆人、是兵团人,根据兵团生产实际,创立拾棉竞赛、分级奖励制度,用科学有效的方法调动起乡亲们的劳动积极性。姚远在生产实践中提出的创造性新方法,完美诠释了兵团精神中“开拓进取”的核心内涵,展现了知识分子以爱国为底色、以创新和传承为路径的价值追求。
黄建疆的价值追求则带有“邪性”成长的色彩,从个人抗争到家国守护。少时的他喊出:“如果我们不想被父母当作小羊羔献祭出去,成为一个时代的祭品,那我们一定要考上大学,去口里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那片水土。”(张者:《天边》)黄建疆的“邪”不是无底线的乖张,而是面对不公的率性反抗。高考被诬陷作弊时,他愤恨于被构陷的命运,用怒打校长来展现对正义的维护,这份“邪”是面对冤屈的主动打破;为救癌症患者私放棉花关卡时,他挣脱“规则至上”的桎梏,将生命价值置于教条之上,这份“邪”是对机械行动逻辑的开拓性修正。“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王先谦撰:《荀子集解》,清光绪十七年刻本,卷二)这些行为看似叛逆,实则是开拓进取精神的具体表现。黄建疆拥有着知识分子的是非观和同理心,这赋予了他挣脱个人困境、挑战僵化规则的勇气;也让他的开拓进取从个人层面的命运突围,逐渐升华为对集体正义、家国安宁的主动守护。黄建疆担任毛驴车巡逻队队长时,遇到恐怖分子暗中搞破坏,他抱着“我不怕死,我活着一天就要巡逻一天,这是我自己的家,我一定要保卫我的家”(张者:《天边》)的坚定信念,挥舞着红柳棍在红柳丛外死战不退。这份“守家卫国”的决绝,正是兵团精神“热爱祖国”核心内涵的极致体现,也是“开拓进取”精神的价值升华。
西域的胡杨树,活着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朽。姚远、黄建疆两位兵团二代的人生轨迹,就如同西域大地上两棵倔强生长的胡杨,在对“热爱祖国、开拓进取”的实践中彰显边地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和精神高度。
(二)伦理坚守:集体至上与无私奉献的人格底色
伦理坚守是理想知识分子的人格根基,体现兵团精神的“无私奉献”,表现在知识分子以集体主义作为价值取向,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面前主动牺牲个人,以“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诠释知识分子的伦理坚守。
集体主义强调个人与集体的辩证统一,个人从属于社会,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体、民族的利益。而《天边》中的集体主义更与兵团“屯垦戍边”的使命深度绑定,是对边疆、对兵团、对国家的无私奉献。《天边》中的理想知识分子,正是集体主义的坚定践行者,他们用行动证明,真正的伦理坚守,是在个人的荣辱、利益与集体的使命发生冲突时,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吴之淼的一生就是集体至上、无私奉献的生动诠释。作为曾执教于重庆高校的教授,他主动奔赴新疆寻求“少争斗、多自由”的精神净土,在兵团的集体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将个人的知识储备转化为集体的发展动力。然而,两次致命的诬陷接踵而来:先是被前妻编造“通敌”谎言,从英语老师变成厕所清洁工;后又被校长女儿诬陷“偷窥猥亵”,背上“坏分子”骂名。即便身陷绝境、个人尊严遭受极大践踏,他仍坚守集体利益,将冤屈咽进喉咙。他始终把集体的公正和利益放在第一位,最终为了排查哑炮,壮烈牺牲。这种“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学府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卷十三)的坚守,正是对“无私奉献”的兵团精神最好的诠释,体现了知识分子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荣辱之上的大公无私。
吴之淼的伦理坚守并非个例,在其他扎根边疆的老知识分子身上也能看到。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打破了“知识分子=高学历专业群体”的固定认识,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理论,认为有机知识分子是与某个社会集团紧密相连的,通过实践来传播意识形态、凝聚群体共识、实现社会目标的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兵团一代建设者马富贵虽然只有小学学历,但通过在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与对屯垦戍边的深刻认识,成为“有机知识分子”最好的代表,也是兵团二代最好的政治老师。作为三五九旅的老兵,马富贵扎根边疆数十载,用“献了青春献子孙”的执着守护着兵团这个大集体。作为连队的政治老师,他在田间地头讲述三五九旅穿越塔克拉玛干的传奇故事,在操场上以“守门人面向国门”的姿态诠释兵团使命,把“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兵团精神播撒在兵团二代的心中,凝聚起为集体奋斗的精神力量。马富贵这种“不靠书本靠初心、不靠学识靠坚守”的传承,正是兵团精神“无私奉献”的生动写照。坚守扎根型知识分子不因环境改变志向,使他们为集体的无私奉献从扁平化叙述中走出来,呈现出真实的人性温度和崇高精神质感。
(三)精神传承:艰苦创业与责任担当的使命延续
精神传承是理想知识分子的行动自觉,呼应“艰苦创业”的兵团精神,彰显着知识分子将兵团精神、知识财富和使命担当代代相传,在边地极端环境中攻坚克难使文化与精神绵延不绝,为边疆的长远发展提供精神根基和实践基础。
杨沪生作为兵团二代们的老师,是精神传承的启蒙者,也是“艰苦创业”的践行者,把都市文明的火种播撒在边地。作为上海支边青年的一员,他住在地窝子里,于油灯下备课,摆脱了都市的功利束缚。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学府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卷一),正是这一类外来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在风沙肆虐的兵团驻地,他遭遇了无恒产的极致考验:甜水要挑担购买,地窝子漏风漏沙。物质的匮乏没有削弱他的恒心,反而使他更加坚定地践行扎根边疆的理想。这份“舍繁华而就荒芜”的选择,正是“艰苦创业”兵团精神的体现。
兵团二代并没有把兵团精神的传承与实践当成一种难以忍受的负担,而是积极主动地继续建设兵团,延续兵团“服务边地,奉献边疆”的责任担当。老一辈理想知识分子以精神传承滋养后辈,对于兵团二代来说,“在新的现实语境下创造新疆的美好生活便成为他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杨辉:《诗与史、天与人的辩证交响——张者〈天边〉读札》)这就需要他们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兵团的发展轨道中,在实践中把所学知识用起来。姚远进入兵团体制改革办公室,参加兵团土地大承包改革,用专业知识推动边疆农业的发展;黄建疆当劳改队管教的时候,用“惩戒与教育并重”的方式改造犯人,帮助犯人重塑价值观;李军垦持续投入到林带建设中,用一辈子的行动践行扎根边疆、服务边疆的誓言。他们既是“传承者”,又是“创新者”,使兵团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兵团精神也在代代相继的传承中不断延续。
价值追求、伦理坚守、精神传承三者相互交织,而兵团精神作为《天边》理想知识分子精神内核的构成部分贯穿始终。他们的形象,像天山雪峰一样纯洁、像塔克拉玛干胡杨一样坚韧,给当代文学的知识分子书写注入边地独有的雄浑质感,也给当下社会提供坚守初心、扎根实践、传承使命的精神参照。
三、理想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内在动因
张者在《天边》中成功塑造出以兵团精神为内核的理想知识分子群像,这份成功的背后并非文学创作的偶然,而是创作意图深化、边地空间赋能与个人经历投射三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动因相互交织,使得理想形象既有精神高度,又具备现实温度。
(一)创作意图深化:兵团精神的感悟与延续
张者塑造出这样一批理想知识分子的重要动力,在于其创作意图的不断深化,而文学创作意图演进的背后则暗含着他对当代读者精神需求的敏锐捕捉以及对兵团精神的深度认同。
早在“大学三部曲”时期,张者就表现出了对建构理想知识分子的渴望,他笔下的高校知识分子并非全是丑恶的,而是用戏谑的语调描写他们丢弃良知,放弃道德的挣扎过程。陈晓明在谈到“大学三部曲”时说:“作品始终在考察法在当今时代与利益和欲望的博弈。在《桃花》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傻博士,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试图坚持法的正义,这种坚守贯穿整部作品的始终。”(陈晓明:《“大学三部曲”:法律与欲望的双重变奏》)这种坚守道德底线的态度也暗含着张者对知识分子现状拨乱反正的期待。这样的期待也推动了他的创作意图深化,他明白在当代社会功利化、价值失序的语境下,人们最需要的是凝聚共识、指引方向的精神坐标,而兵团精神正是这样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于是他在《天边》中主动将兵团精神融入理想知识分子的塑造之中,跳出了“大学三部曲”中的解构批判,思考如何将精神坚守落实为实际行动;当下的现实社会需要怎样的知识分子?他的创作意图也从揭露现实假面转向提供精神榜样。
从书斋到边地,从解构到建构,张者“通过不断变换写作领地来拓展自己的精神边界”(谢有顺:《灵光消逝年代的文学讲述——谈谈张者的小说写作》)。这样的创作选择既回应了时代对兵团精神当代传承的诉求,也使理想知识分子的塑造有了精神根基,实现了“文学应成为精神灯塔”的创作理想。
(二)空间赋能与个人投射
张者在《天边》作品分享会上说:“新疆是我的故乡,兵团是养育我的地方,这里的故事我不写谁来写?”张者的兵团成长经历与新疆兵团特殊的空间场域高度融合,为理想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和兵团精神的传递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现实根基。
文化依靠精神传递,而精神传递又必须通过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境。兵团空间就是这样一个具体的生存环境,它以生存困境和精神沃土并存的二元特性,给理想知识分子塑造提供了独特的场域支持:一方面,风沙肆虐、物资匮乏的极端自然环境,剥离了都市精英的精致虚妄,锤炼出人物“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作为远离都市体制桎梏的边地,这里淡化了功利化的制度束缚和利益纠缠,屯垦戍边的集体使命给人物提供了超越个人功利的价值坐标,让“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理想特质不再悬浮。
同时,借助兵团瑰丽雄伟的自然景观,作者在塑造人物心理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他们的成长蜕变显得更加传奇。面对如此广阔的沙漠,遭受人生重大打击的吴之淼感慨道:“人到塔克拉玛干大漠,或者享受人生,或者就享受死亡。”(张者:《天边》)借助宏伟的自然景观,吴之淼终于找到了自己被诬陷以来长久的不甘、羞愧、愤恨的情绪出口,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一个永久的栖息之所。以新疆兵团为叙事空间,给生长在其中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无尽的思考源泉,对生死的终极追问、对人生价值的终极追求、面对祖国壮美景色油然而生的家国自豪感,也让兵团精神有了具象化的表达空间。这些由景观产生的思考与感悟,深深地嵌入到人物成长的轨迹里,使理想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不是生硬的道德符号,而是一个个浑然天成的生命体现;他们自身的精神超越也不是机械的模板复制,而是在边地风光的浸润和淬炼中,自然完成的成长蜕变,真正实现了人物和叙事背景的深度共生。
此外,张者将个人生活的真实经历投射进写作之中,使得《天边》中的理想知识分子塑造带上了作家的生命底色。张者作为兵团二代,亲眼见证了父母作为第一代兵团人“献了青春献子孙”的坚守,亲身感受了上海支边青年扎根荒漠、以知识点亮边疆的鲜活实践。明白“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兵团人日复一日的生活与坚守。张者曾坦言:“写小说有几种方式,一种就是写现实生活的,它可以说来源于生活。人们总是希望作品高于生活,其实生活却远远比小说丰富。”他作为兵团的二代,在大漠里度过的十几年成为创作中的深度投射:父辈们辛苦耕耘,兵团二代被忽略掉的童年创伤、姚远的爱书、杨沪生的坚持教育,都能在张者的成长经历里找到原型。这种投射让理想知识分子形象脱离抽象符号的束缚,变得带着时代温度和生活质感的“身边人”,也让兵团精神的传承更有感染力和可信度。
结语
张者在《天边》中完成了一场以兵团精神为核心叙事的文学创作,塑造了兼具价值追求、伦理坚守与精神传承的理想知识分子群像,完成了自身创作从解构批判到建构理想知识分子的深度转型,也为当代文学的知识分子书写提供了独特的边地视角和兵团视角,赋予理想知识分子形象历史厚度与现实温度,让作品兼具文学性与精神力量。在功利化和价值多元的当下,《天边》塑造了一组理想知识分子群像,其意义在于通过文学作品为知识分子的本质与兵团精神的当代价值做出新的阐释。《天边》的创作既是对兵团七十余年屯垦戍边史的文学铭记,更是对知识分子精神本质的一次寻找之旅,为当代人提供了精神参照与价值指引。
作者简介
蔡芯瑶,重庆人,中共党员。湖南大学本科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供图: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