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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泥文
戴政生版画:中国文化的窗内外风景
段运冬

戴政生教授,在书面表达和口语交流之间,我更习惯于使用“老戴”这个称呼。一声“老戴”,代表着亲近、平和、尊敬和不隔离。“老戴”,这不仅仅是一个后学对他的敬称,也是熟悉他的师友、同行共同的尊重体认,背后蕴含着强烈的情感取向,如学术上的、年龄上的……不言而喻。
对我来说,第一次见到老戴,那是1997年4月的某一天,迄今已近29年。具体的时间,虽然已经模糊,但见面他那句铿锵有力的话——“要干有意思的活”,以及衣着牛仔、衬衣的清瘦形象,至今仍记忆犹新。在这29年里,老戴不论是在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培养“2+2”模式基础上实验“1+2+1”,还是全国美展的获奖、巴蜀地域文化的当代转换、世界重大事件的美术回应、中华文明标志性符号的创作实践,甚至完成今天国家重大美术创作工程的过程中,以“压迫式”的作品呈现、版画图式的不断突破、艺术田野的持续深入,他都凭借敏锐的艺术触觉、不断更新的版画媒介意识,在社会语境与艺术互构的搅和点上,将美术融入国家的发展,一步步尝试着中国版画语言的创新。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出众的。可以说,他对版画艺术的投入——“慷慨激昂”“忘乎所以”“一颦一笑”,让我过目难忘,十分熟悉!
但是,要对老戴,特别是他的创作进行有效言说,我似乎又不太熟悉。不熟悉的原因是,在现有的美术批评中,具有文化格局、思想锐气、艺术创新、话语自主、引领创作的批评,被大量的作品描述、艺术家生平,或者是外在某一种宏大逻辑给嫁接了。艺术的内生驱动、艺术媒介意识的独特性,以及批评与创作互渗的动力学延展,要不是成为对丹纳“艺术哲学”路数的复制与粘贴,要不是成为某种来自艺术内外思潮的贴合。版画呢?艺术家呢?批评呢?思想呢?温度呢?……它们藏身何处,我想,如果忽视了这些,我们就不能对一个属于时代属于版画属于老戴的创作,进行有效阐释。
美术批评有太多的歧路。在既有的批评写作中,老戴变得不熟悉了。亟须探索既在老戴的艺术中又超越老戴的艺术自身的写作呈现。其实,任何事情,均具两面性,熟悉会落入情感倾斜的窠臼,不熟悉会带来阐释的误读。有意思的是,对我而言,熟悉与不熟悉,不再是一种写作的纠缠。我想做的是,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之处,在社会背景与艺术作品之间,在创作生产与批评阐释之间,探求老戴版画的价值与意义,通过创作实现批评的自主与圆满,通过批评透析版画艺术创新的动力与可能性,以此作为一次批评写作上的实验。
这是我想干的活!

戴政生 《华夏先贤系列—老子》 黑白木刻 186cmx276cm 2023年
一、结心巴山长江:作为创作的生命内驱力
老戴的艺术活动,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于川渝地区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美术,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抗战时期中国美术西迁留下的余温、李少言等延安木刻版画家群体的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本土艺术家的成长,在这个以盆地为物理空间的熔炉里,交汇、互动、吸纳、转换,最后以被命名为“伤痕美术”“乡土写实美术”的现象爆发。新时期,中国美术被津津乐道的当数罗中立先生的《父亲》。从艺术创作的来源来看,罗先生的《父亲》,与川东北地区大巴山的民风民俗,或者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关。川东北地区的大巴山,一度为新时期中国美术取景的代表性景象,往来画家络绎不绝。著名艺术家吴冠中先生于1979年,利用在西南大学美术学院(原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讲学的机会,造访大巴山深处。他的回忆录中专门提及,大巴山早春的景象为他后面的多幅关于春雪的创作提供了灵感。老戴出生于趋近大巴山的渠县,求学于位于大巴山的达州,曾工作于大巴山的核心区域平昌。有意思的是,吴冠中先生在大巴山写生期间,专门与达州画家进行了交流,年轻的戴政生教授也在这次交流活动中。他近距离对“山外”艺术家进行了一次观察。大巴山,不仅成就了新时期中国美术的重要经典,塑造了改革开放时期满目沧桑、文化延续、坚韧屹立的“民族父亲”形象,也浸润和涵养了一批批艺术家。
联通新时期中国美术创作,戴政生教授于建党百年承担的重大主题创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所刻画的主要场景,大都选自大巴山,这不是一种巧合。这幅作品的人物表现,他采用了一个双关性历史叙事的手法。革命成功后的干部,来到曾经进行革命的地方,在“公社大队”的符号化统领下,见到了革命时期结识的老朋友——当地人民当地百姓,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紧握双手,共话家常,生活的疾苦、快乐,就这样被革命干部一一了解,调查之风吹进了边远的革命老区,革命期间建立起来的血肉联系,再次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作品尺幅巨大,一条蜿蜒小河,打破画面的严整性,一端连接观众,一端延伸出画作透视灭点。作品整体压迫感强,但画面构图通透,对比分明,空间划分灵动。人物形象各异、场景分割合理、历史还原准确、道具符号生动,这离不开生活的深入、调研的深入。但是,我觉得,更离不开在大巴山所获得的潜意识的生命体验。重新找寻入画的“人”“场景”,精准布局画面的历史细节,在符合历史场景的基础上,通过版画的绘画性,尤其是刀法、透视、对比等带来的语言创新,使得历史叙事在绘画中得以绵延,这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所体现出来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四川渠县,市井街镇沿渠江分布,城中文庙矗立,县城北部三汇镇留有汉代城坝遗址,全县境内散落着大量汉阙。除文庙之外,汉代遗迹较为密集。可见,汉时经济繁荣,文化兴盛,底蕴深厚。今天的遗迹,大都为汉阙,古代围绕汉阙的建筑荡然无存,它们孤零矗立,在历史深处和向上的天宇之间,不断强化着一种古拙的纪念性,昂扬、崇高、厚朴。出生于教师家庭的戴政生教授,自小遍迹文庙,浸润汉风神韵,游迹汉阙,赏慕拓片。他的许多作品,无论是山、河、窗,甚至是炸弹、孤零零的一只手,无疑大都采用了纪念碑的图示,彰显出昂扬古朴的精神,来自渠县的汉风遗韵,像一股暗流在图像中不断涌动。尽管很多版画的语言比较夸张、变形,甚至是抽象,但背后支撑的都是这种崇高的纪念性,这与现代人热衷的抽象性完全不一致,它是集体的、昭领性的,而不是个体的、散漫的、自由的。《窗内外的风景》围绕着纪念碑式的几何体,以汉阙造型为基础,以窗为介质,通过中国文化符号的摆放,营造了一种“窗中画—画中窗”的元媒介构图方式。我们通常所说的美术史,或者视觉文化研究,媒介是这个领域研究的独特体现。窗、框、镜,成为最具知识特征的表达,老戴的这幅作品,直接沿用了“窗”这一观看方式,契合了美术史公认的媒介观念。所以,中国的版画,以木质表达的文化潜意识、观看方式的学科共识,都在这幅作品中体现出来。我不确定戴政生教授是否了解过学术文献对“窗”这一媒介在绘画理论的研究,还是其他艺术家无意识的选择。但不论怎样,看过与否都体现出他对视觉表达的无意识坚守,这是视觉艺术家与其他艺术家不一样的地方:在以视觉为媒介特性的领域以视觉的方式进行了表达。它是观看的展现,而不是叙事的文学。
在汉阙昌盛的地方出生,在大巴山度过青春年华,游过渠江、通江、嘉陵江、长江,难怪除了教学成果之外,大江大河、汉风景观、巴山景象,一直贯穿在戴政生的艺术创作中。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戴政生教授的版画作品是用生命镌刻的,是骨子里散发出来的生命体验的表达,这与自在状态的写生不一样。当然,任务式的写生,就不用提及了,表浅地获得域外的某种观念,依葫芦画瓢进行转换,那更不足以道之。
除了对故乡渠县汉阙的坚守外,包括川西在内的高山、盆地都进入了他的画面,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体现着生命的温度。老戴的版画,它是用生命镌刻的版画,这是戴政生教授版画创作的起点,也是我要说的第一点:作为文化母题的“戴政生”。这个作为文化母题的“戴政生”,以崇高的精神,采用纪念碑的图示,辅之以刀的力量、木的痕迹,把汉代的古朴拙雅,变成了夸张的符号、有力的块面、锐利的线条、扑面而立的形象,强力地走进观众,这是戴政生版画的巨大张力。我想,在大巴山以及包括长江在内的四川盆地,特别是在新乡土绘画之后,戴政生的版画《高山祥云系列》《盆地系列》《巫山少女》是这个区域在新时期以后的代表作品。

戴政生 《方位治疗系列之五》 黑白木刻 92cmx140cm 2014年
二、为国家塑形的生命记忆
我们知道,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美术强烈地呼唤,既能在国家风貌、人民形象、国家生活、历史记忆等领域,持续不断地产出代表传统大国现代文化身份的美术作品,整体承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产出具有中国气象、时代质感、民族温度的,媒介韵味强烈的美术作品,又能得到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观众的仰慕。我觉得,中国美术发展的这个愿望,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表现得特别强烈。
老戴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2010年以后的一系列作品,《神、门、人》(2010)、《创造三峡》(2011)、《华夏马术》(2012)、《雄狮之舞》(2014)、《通则不痛系列》(2014),以及《思想的张力》(2019),立足重要的传统形象、符号,阐释可以通今的古代思想智慧。如果跳出美术史,回到思想演进流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近代孙中山“天下为公”、王国维“失行孤雁逆风飞”、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等,它不断强调个体对社会的使命与责任,这是一个连续的文明体对自身知识分子的永恒期许和要求。
熟悉老戴的朋友都知道,他是相信并践行宏大叙事的艺术家。老戴身上的爆发力、志向、激情、冲动、快乐、梦想、兴奋、坚韧,乃至艺术作品的肌理、线条、墨迹、轮廓、对比、力度、刀痕,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宏大叙事的影子,“荐轩辕”“逆风飞”“立心立命”,这个文本外的豪气,透过刻刀的顿挫、线条的斑驳,展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不断强调个体使命与家国责任,不论时代如何交错、社会如何错综,在我们这个共体社会中,宏大叙事已成为我们自身文明绵延的文化血脉。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老戴,毫无例外,他的作品,这种宏大气象,无疑渗透着士人情怀。
我们不断地说,新世纪以来,中国文艺在孜孜不倦地寻求对传统大国现代文化身份的饱满描刻,以及中国艺术思想的引领表达后,对于国家形象塑造、文化身份传承、人民生活表现、技术社会回应,乃至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等诸多重大问题,立足各自的媒介,作出了特有的知觉表达,形成鲜明的美学格调。作为时代号角,版画曾经是我们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军号”之一。今天,木刻版画又在吹响另一种时代的号角——文明的复兴气概。这个号角,老戴,应该是出众的。
这对老戴的言说,无法回避。戴政生教授,瞄准国家和民族的重大历史记忆,深入生活现场,行程数万公里,通过近十年努力,完成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国家工程和建党百年大型美术创作工程作品,成为美术的“国之重器”。两件作品,均以黑白木刻为媒介,通过绘画表现逻辑的不断探索趋近,用刚劲的直刀刻法、黑白块面的强烈对比、人物形象的率真大气,将历史信息与图像叙事有效融合,趣味雅正,精神饱满,没有新时期中国美术的疾苦之感,整体提升了黑白木刻版画的表现力,成为新时代国家艺术创新的代表。

戴政生 《女儿的心愿》 黑白木刻 97cmx242cm 2019年
三、思想刻刀的生命锐度
20世纪中国版画的一个特殊性,就是在媒介传统(木质传统)与媒介功能(社会唤醒)之间,实现了极优化配置,获得了文化与政治上的合法位置,进而在媒介竞争中获得了天然的优势。版画创作的演进,既从现实获得革命的身份,又从传统资源增加文化的分量,轰轰烈烈又波澜不惊。
近代以来,对于版画而言,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从传统走来又捂上域外特质,从前卫革命到文化回归,版画的这一履历,带来了版画认知和理论言说的内生性危机。20世纪的中国版画,就是在文化上的“既中国又西方”“既革命又传统”的矩阵之中,进行的形态游弋。北京奥运会前后,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说,世界突然变成了“联系的世界”,外加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艺术内外的双向表达,就成为日常社会的一个部分。这时,《恐惧的不可以》(套色木刻三联画,2008),《迟到的飞鱼》(套色木刻三联画,2008),《08.08》(套色木刻,2009),《噩、愕、厄的哭泣》(套色木刻,2010)等作品,关注国家重大灾难事件、国际重大军事冲突,把重大事件的标志性物象,在图像内部插入其他与事件相关的二级图像,将点线面等木刻语言进行提炼、夸张、变形,充分释放黑白木刻语言的表现能量,“有意味的形式”变成了“有生命的形式”,增强和创新了版画语言的表现力。此时期,还在黑色画面加上红色,红色犹如中国绘画中的用印,黑白相间,红色提神。在传统绘画空间的基础上,黑板版画融合了版刻和水墨的两种审美知觉,关于版画的思想、关于社会的思想,他不盲从跟随小叙事,也不相信流行的破碎叙事,在时代的重大关切和事件之间,通过版画形式的解放,作品本身好似激情澎湃的艺术家本人,留下自己的独特表达。
显然,回到作品本身,在社会语境与文本之间,对于我来说,他那对版画的痴迷眼神,一个版画的思想者、有思想的艺术家的形象,就开始浮现出来,这与熟悉无关。老戴一直在说,他的版画强迫感很大,我则觉得这是一种“立地”“顶天”的感觉,“立地”是对地域文化的坚守、对生活的深入,“顶天”是对版画创新高点的触摸、宏大主题气势宏阔的表达。在熟悉的地方,基于绘画的取形,长出来的独具个性的视觉对社会的关切,新、锐、奇、烈,过目难忘、余音绕梁,在老戴的版画里,称之为思想,一点也不为过。
前面所述,我与老戴相识29年。这29年里,从纤瘦精干到银发飘飘,他已经完成了一个艺术深耕者的蜕变,成为一个艺术的思想者。这29年,从香港回归到强国建设,这个国家历经各种接轨后,艺术正在迈入自主的主体建设,老戴的版画毫不例外。这29年,从“文明冲突”到“变化世界”,我们的周遭从单一和谐进入了多极重构,中国艺术寻求互鉴的对话,而老戴的版画,已经在对话的可能性上提供了一种表达。无疑,对于老戴来说,我们还能从熟悉的生活中去呈现他的创作吗?当然,我们在谨小慎微地赋予他一种木刻上的思想者时,由于熟悉,或许会有人说,过度诠释不?我想,所有的疑虑都会云消雾散。
理解一个艺术家及其创作,单一的图像真空式的言说,显然是不足的。新时代的中国美术生产发生了重要变化。不论是作为彰显意识形态的图像机器,还是作为通达自我精神的视觉机制,图像的言说较为迟疑,无法满足对现有美术现象,尤其是对美术家的阐释。现在的美术写作,需要一种新的写作状态。基于美术文本,兼顾艺术家心理本源,回到当下社会语境,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审视这个变化世界里的美术创作,思想性、媒介性、本源性和引领性就成为当下美术写作的重要择向。对于老戴来说,传统的,或者具有一定惯势的美术知识,已经无法对新时代中国美术的创作生产进行有效的言说。
将老戴的版画,作为这样的批评文本,是我愿意干的活。

戴政生 《武陵啊,母亲》 黑白木刻 100cmx242cm 2019年
作者简介
段运冬,重庆市文联副主席,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院长。
(供图:戴政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