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选自《重庆文艺》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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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地方经验的接续与何其芳的成渝想象

——考察“何其芳现象”的一条路径

文 ／ 苟健朔 李永东

学界往往将何其芳写作《梦中道路》或奔赴延安作为其思想转变的“界石”，所涉及的时间点是1936年和1938年。两种“界石”指向两类对象。1936年，何其芳开始厌弃“自己的精致”，从此“要叽叽喳喳发议论”，由此诞生的，是从“梦幻”中醒来的“现实何其芳”。而1938年，也确是把他“划分为前后两个大不相同的人的难忘的一年”，但这里的分裂对象，则演化为“为文学”的何其芳与“为政治”的何其芳。何其芳并非直接由“北京化”突转为“延安化”，还有三年内多种地方经验的加工，“抗战爆发而辗转重庆、成都等地时遭遇的种种人事纠葛和内地闭塞的环境的冲击，显然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三年的距离与地方的转移，涉及的是一个复杂的场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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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画梦”到“还乡”：被改写的故乡图景

何其芳是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人，还乡是何其芳一个带有标志性的文化符号。1933年，何其芳第一次还乡，回到北平后给吴天墀写信感叹：“重来北平后，常念及故人行止。”1936年，何其芳第二次还乡，却抱怨“这个小县城对我冷淡得犹如任何一个陌生的地方”，对于“乡人便不感到可亲近”，生发“凄凉”感受。1937年，何其芳第三次还乡，再次给吴天墀写信，他谈论自己“不常回忆过去”，因为旧景总是辽远、朦胧，“而又那样令人感到寂寞”。

从“常念”到“凄凉”与“寂寞”，三次还乡，何其芳的情感认知前后反转，以至于我们不禁疑惑，他所描绘的，是同一个故乡吗？就何其芳而言，作为对象的故乡并未改变：他的故乡书写并未聚焦于现实描摹，而是钟情于记忆叙写。第一次还乡后，何其芳所作多是描绘童年往事。第二次还乡后，何其芳作《还乡杂记》，也“只有抄写过去的记忆”。“景”是过去时，过去体验不会更新，“客观特质”已然确定，由此而言，症结在于“情”。

何其芳第一次还乡前后居住在北平，此时，他动心“人生的表现”，喜欢“辽远的东西”与“不存在的人物”。他思念“故乡的雷声，和雨声”，故乡的山“装饰得童年的天地非常狭小”，他却依旧“真想再看一看”。“可以借助象征符号，接受者的反复训练或重视某一环境去增强形象”，由此，谈论何其芳，就必须介入京派文学。京派作家喜爱以回忆式的叙述方式“写出他们内心深藏的那块人类童年期的土地，保存的那点原始自然美、人情美的光影”，何其芳的故乡书写即是如此，呈现的是具有京派风味的乡土“梦景”。

何其芳第二次还乡前在天津，还乡后在山东莱阳，何其芳多次强调在天津的教书岁月使他无法继续做“一些美丽的温柔的梦”。小说《浮世绘》试图表达他“对于各种问题的见解”，但依旧缺少社会容量。其中涉及的故乡书写的情调也未转变。小说中的应麟生叙述自己的故乡是匪国，恐怖却十分有趣，“他用幻想的彩色涂抹着那些恶汉的面目”；欧阳延陵也比喻“童年的梦”的发现如同“在秋天的园子里找到了迟暮的花”。何其芳第二次返乡后，在莱阳作《还乡杂记》，被认为是何其芳思想转变的“界石”，标志着何其芳由“‘刻意’‘画梦’开始面向现实”，转向人生。谢慧英强调：“对何其芳来说，‘地理还乡’的强烈失落感预示着他‘精神还乡’的心理吁求和自我蜕变的强烈冲动。”可吊诡的是，何其芳的《还乡杂记》多是“抄写过去的记忆”。既然没有“新”事物产生，“失落”又从何说起？实际上，何其芳在讲述《还乡杂记》的写作计划时，谈论的全是莱阳感触，何其芳感叹“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是他发现的“精神上的新大陆”。

试想，如果我们跳出“还乡”一词的限定，而只是将其看作一种修饰，会发现其体现出何其芳思想观念的转向，而转向的动机，就是莱阳体验。所以，在《还乡杂记》中，不仅“有趣的”“匪国”转而使人“沉重”与“低抑”，“美丽的乡土”变为“阴暗的，汙秽的，悲惨的地狱”。这些，正与莱阳经验相对应。

在《呜咽的扬子江》中，何其芳乘船反渝，同行者都称四川是“民族复兴的根据地”，他却将其比作“狭的笼”。对比天津时的故乡想象也可看出，何其芳是以事后总结的态度来概括返乡见闻，而当时的情感自然被修改。海登·怀特强调：“经验世界是以两种模式存在：一个编码为‘真实’，另一个在叙事过程中被揭示为‘虚幻’。”何其芳正是以莱阳经验唤醒故乡的隐藏记忆，编码“真实”。这也难怪于何其芳陆续写着、读着《还乡杂记》会感到“惊讶”，感叹自己的情感粗糙起来是“意料之外”的。

二、成渝体验与孤独的深化

何其芳后来反思《还乡杂记》时说尽管自己宣言最关心“人间的事情”，但“仍然最关心的是我自己”。可以看出，在《还乡杂记》中，何其芳的故乡想象有两个特征。第一，排列出故乡的各类问题，却“只问病源，不开药方”，“还未找到明确的道路，还带着浓厚的悲观气息和许多错误的思想”。第二，依旧“藏在厚厚的个人主义的外套里”，只是在现实中有“不同的实践分野”。何其芳在回答中国青年社提出的“你怎样来到延安的？”问题时，总结自己“是孤独地走了来”。孤独是何其芳战时成渝体验（赴延安以前）的核心情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精神空落感”。实际上，当何其芳以成渝经验审视成渝时，正是通过不断“疏离”，才促使其在现实道路上不断深化。

全面抗战爆发后何其芳返回万县，此时的孤独体验，第一层来源于学校。何其芳是万县师范的一名教师，相较于莱阳学生们“热心地追求着知识和进步的思想”，万县学生的精神上却多“看出‘绝望’的表示”，“丧失了理想”。在学校，有理想的学生甚至会被先生认为“有点神经病”。此外，教员们“成天打着麻将”，“关系他们的职业和薪金更甚于关心抗战”，这与何其芳的思想诉求格格不入。第二层来源于当局的限制。在万县，何其芳还是《川东文艺》的编辑。然而，在沉寂的万县，进步刊物的运营却屡屡碰壁，不足数月，《川东文艺》便被当局查封，何其芳也被通缉。

1938年，何其芳来到成都，他同样因与此地守旧、懒散的地方风气格格不入而备感孤独。这时的成都“不仅抗战空气没有吹进来，连‘五四’启蒙式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好象也没有在这里推得起微澜”。在“故纸气”的氛围下，人民生活变得“很少有振作的朝气”。何其芳曾撰写《论本位文化》《救救孩子》等文对此现象进行批判。另外，何其芳创办抗战刊物《工作》，“全心全意转入抗战工作和革命工作”，然而成都的社会风气是慵懒与享乐的，这在他的《论工作》《成都，让我把你摇醒》中得到充分展现。

此外，他在成都还新增了一重孤独——被京派同仁疏远。周作人附逆后，何其芳撰文《论周作人事件》予以响应，在他看来，周作人的附逆并非“偶然的失足”或“奇突的变节”，而是“他的思想和生活环境所造成的结果”。然而，关于周作人是否附逆，“当时文化知识界有些人还抱观望怀疑的态度或者怀有惋惜的心情”。《论周作人事件》一文受到同仁们的质疑与否定，好友也疏远了他。朱光潜不仅认为周作人没有附逆的野心与勇气，也嘲讽了何其芳攻击周作人私生活的不当行为，强调私生活“不应和他是否附逆相提并论”。成都同仁们的疏离与批评对何其芳打击尤深，促使何其芳的孤独体验达到顶点。

正如黄伯思所言，何其芳“走出了象牙之塔而漫步向十字街头。塔里的人向他挥手惜别而街上的人熙来攘往，还没有太多人来迎接他，在这儿，我们的诗人还有一段寂寞的旅途”。由此，何其芳眼中的成都，只能是“古老”与“寂寞”，逃离成都，是他必然的人生道路。

三、延安经验与作为“他者”的成渝想象

张英进认为描写小镇有四种样式：牧歌的、哀怜的、幻想的与讽刺的。《画梦录》中的故乡正好对位“牧歌”样式，而《还乡杂记》的成渝两地书写，也与“哀怜”样式相匹配。不过，随着孤独感的深化，何其芳的成渝想象又向“讽刺”模式转变。

1938年8月，何其芳来到延安，孤独体验随之消失，体现在诗歌形式上，是个体到群体的叙事转变。在《夜歌》中，何其芳就多次使用“我们”作为叙事主体。在他的行文态度上，“我们”的组成与联结，不在于地理坐标的远近与交往沟通的疏密，而在于思想情感的共鸣，通过共鸣，可以达到“我们虽还不认识，/我们已经是同志啦”的叙事可能。较之成渝的压抑，延安首先具有无穷的包容性，“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又“走散到各个方向去”。其次，延安体现着进步，较之“死城”成都，延安在“不断地生长”。最后，较之孤独的成渝体验，延安体验是幸福的，这里有着“自由的”与“快活的”空气，“响着宏亮的动人的音调”。

段从学认为《画梦录》所营造的精致冶艳的唯美世界映射的是何其芳对现实世界的厌倦。“精神故乡”的生成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厌倦，而回归现实的何其芳，又以“牧歌”故乡内含的精神高度来考察成渝两地。然而，成渝两地的孤独体验促使何其芳重寻新的“精神故乡”，延安便成了精神寄寓的对象。所以，何其芳才会感叹延安是他常常“想象着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地方”，而现在他就像生活在“那种想象里”，所以，延安形象的建构处处在填充成渝两地的空白。此外，延安的发现，还促使他在城市想象中融入政党理念。延安时期，何其芳的《饥饿》再续成都想象，构型了两幅场景。一幅是穿着中式衣装的男子或打扮得像姨太太的女子在茶馆、射箭场休闲娱乐，另一幅则描绘何其芳购买的糖糕不小心掉在地上，一个小女孩突然弯腰拾捡，放进嘴里，又迅速离开。何其芳构型的两幅场景形成反差，他“直觉地讨厌”前者，而称后者为“庄严的景象”。何其芳慨叹“和平的城，有着和平的居民的城呵，在这早晨的静寂的白色的光辉中你睡得很好，你不知道我已经窥见了的一个可怕的秘密”，于此，成都成为旧世界的象征。其次，是成都的政党化。在文中，何其芳分类自己的梦，发现有两类新梦，“一种是政治性的，还有一种是饥饿性的”，在他的思想观念里，两种梦具有因果关系。何其芳以新梦修饰旧主题，成都成为延安的“他者”被重新想象。

相比成都，何其芳笔下的陪都重庆具有更典型的政党意义。何其芳称赞延安为“革命的心脏”，批判重庆“乌烟瘴气”。在他眼中，重庆与日寇汉奸都是旧世界的表征，应被消除。描绘重庆严重的阶级对立图景在《北中国在燃烧》《重庆街头所见》等文中随处可见，是何其芳运用政党意识进行重庆想象的主要策略。除此之外，何其芳也直接批判国民政府。显而易见，何其芳将“国家”形象化并融入城市想象中，当以“国家”照耀重庆时，重庆显然失责。

总体而言，具有延安体验的何其芳对于成渝的想象从文化批判转向政治批判是“城之变与书写语境、评判立场之变相互作用的结果”。何其芳作为“超然的叙事者”，与成渝两城“保持距离”，正符合“讽刺的”城市模式建构。

四、结语

“何其芳现象”其实“蕴含着中国现代性结构的内在分裂与冲突”，透过它，可以看取战时知识分子的群体心灵辙印图。当然，“对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想象是借助于公共空间才能完成的”，而城市是最佳对象。何其芳笔下的成渝形象是多重地方经验彼此接续的混合想象体，它既容纳了多个城市的话语力量，也作为何其芳转向的形象修辞而存在。由此，探讨何其芳的地方经验与成渝想象，是将抽象问题具象化，将作家论与城市形象问题转化为文化史与认识论的问题，发现战时中国的丰富与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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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健朔，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永东，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