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艺发展的方向探索——乡土记忆的再书写

文／林春皓

林春皓，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研究生在读。

文学艺术对提升国家软实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助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如何把握好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用时代的主题为传统文化重新赋能，使其传递好新的时代声音，表达新的时代精神，得到创新性的发展，是文艺在乡村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乡村振兴思想指引下，全国各地乡村振兴文化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硬件的配套设施逐步完善，作品的宣发渠道也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方向拓宽。但是，乡村形象在影视作品中的文本构建，仍缺乏对于新时代思想的诠释，且内容及基调都存在单一化、同质化现象。本文从乡村文化题材文本建构出发，根据各地已有乡村文化作品，重新解析乡村文艺作品中“形象－ 故事”构建方式和其所需要诠释的精神内涵及发展方向，为相关题材作品准确找到受众定位、提高传播效率提供参考，使其可以结合地缘优势，深度挖掘民族文化符号，走上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道路，全力助推乡村文艺的振兴与发展。

一、共塑中国形象， 人物人情的平凡书写

文艺作品作为文化承载的主要方式和途径，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发展的新格局、新态势的重要窗口。优秀的文艺作品需要立足于鲜活的人物形象之上，为其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近年来，乡村题材影视作品屡见不鲜。例如，电视剧《大山的女儿》、电影《战旗飘飘》等，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形象都在二元对立创作模式中变得扁平，人物的内在驱动力单一，失去了可信性。最近有一则短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爆火于网络（在此不讨论“二舅”故事真实性问题，仅就其影像表意创作来看），短短十多分钟通过散文式的讲述方式将二舅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二舅并不高大、无私，也不像英雄般可歌可泣，导演通过零碎的散文式的叙事模式从侧面充分展示了这个乡村小人物的世界，其重点在于“这些小人物、小故事不再依赖强大的历史背景，也不再依赖高深的现代思想氛围，他仅凭文学叙述、修辞与故事本身来吸引人，来打动我们对生活的特殊体验”（陈晓明《小叙事与剩余的文学性——对当下文学叙事特征的理解》）。从这样的“小叙事”和“小人物”中，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乡村形象建设的发展方向，人物生活在文学性的叙事文本中沉沉浮浮，人物形象在其中逐渐清晰、凸显出来，以满足观众的情感需要。对人物内在的矛盾设置代替了激烈、二元对立式的外部矛盾冲突，用一种平静而客观的文学文本进行叙述，将观众从人物命运之中抽离而后反思自身来找到与人物之间的共性，在悄无声息之间塑造人物。与之相同的还有由李睿珺编剧并执导的电影《隐入尘烟》，影片讲述了夫妻两人在黄土之上耕作的故事，票房成绩虽然不算突出，但在影片上映之后豆瓣评分持续上涨，成了备受瞩目的乡村题材电影。该影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更加细致入微，通过不断揭示人与环境的关系来强化人物形象，描绘出在黄土之上，麦子、家畜、生命轮回的史诗，将人物命运的塑造与土地紧密相连。其意义就是“将隐匿在背后的文化内涵渐进式揭示， 实际上就是将现实乡村生活中的各类社会关系在电影中进行人文审美表现”（肖文《近年来我国乡土电影创作精神旨归分析》）。这种静谧悠远的表达方式是中国乡土电影在未来发展中需要更加注重的哲学内涵。同时，也应当注意人物在故事文本中形象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及故事文本自身的走向问题。

二、讲好中国故事， 乡土记忆的创新表达

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在弘扬国家精神风貌和传递中国声音的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不仅是民族的基石、对外的窗口，更是一种国际“话语权”的象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成为时代热点话题，越来越多的乡村题材作品问世，但故事内容本身却有些不尽如人意。除了宁浩导演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票房过了十亿元“大关”，其他同类型的影视作品大多平平无奇。一些话剧、舞台剧作也没有特别出圈的表现，归根结底是因为相关故事的创作还没有完全脱离二元对立的创作模式，传统思想与新思想的矛盾、理想与现实困境的冲突，致使作品缺乏了一定的商业元素和商业性。

“民俗文化内容广泛、包容性强，泛指一个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在历史的进程中，创造、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等。”（胡彬彬《小村落 大文化》）在中华千年农耕文明孕育出的礼俗制度、民俗文化等独特的文化景观中，民俗文艺发展本应在充沛的现实依据下欣欣向荣，但当下乡村题材文艺作品在编码过程中存在着一些矛盾设置问题，使观众在解读过程中不自觉地带入了某种思维定式，即乡村振兴是因其“落后”，乡村的现状较为贫苦，环境和发展还有冲突的刻板印象。实际情况却并非全部如此，乡村中如画卷般的山水本就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辅助故事进行叙事。《我和我的家乡》中陈思诚执导的《天上掉下个UFO》单元，将贵州地区的独特地势融入叙事，故事因重山相隔相爱的人不能相见而起，通过镜头描绘贵州乡村风景新画卷，叙事背后是对乡村风貌的再书写。在沈腾、马丽主演的《神笔马亮》单元同样有较为突出的展现，由稻田构成的图景为该片独特的亮点。对这种全新乡村文化符号的塑造，让人们看到与以往不同的耕种模式，在展示乡村振兴具体成果的同时，体现出中国人对农耕文明独有的一种情怀。该剧情的矛盾设置从以往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尖锐冲突转向了人物与家庭以及人物内在的精神冲突，利用喜剧化的手法雕刻故事细节，突破了以往二元对立的创作模式。如马亮在出国深造和为乡村建设之间选择，而二者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高低之分，只是风景不同。这是导演在镜头下对于家人、家庭、家乡的刻画与描写，是中国人骨子里对于家庭文化本位的理解，更是属于每个中国人的独特诗意与浪漫。

三、弘扬中国精神， 文化符号的独特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助推乡村振兴的核心是通过文学艺术作品充分展示中华民族精神面貌，通过增强文化的认同感， 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用文艺作品中可知可感的艺术形象树立中国先进典型，以达到弘扬民族精神之目的，也为乡村建设提供文化基础，以文艺助推乡村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重在加强中国乡村题材文艺作品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化视角的叙述语境。例如许宏宇导演的《一点就到家》，讲述了云南古寨三位年轻人在现代化进程当中“走回来”创业的故事。其人物早已脱离往日朴素、肯干的中国形象，在现代乡村图景中创造出了鲜活、热血的青年形象。对此，周星对该电影的评价是：“不仅是对于乡村大改观现实图景做了有声有色的描绘，超越了此前表现乡村的俗套故事，而且事实上触及当下脱贫大业，却将扶贫并不挂在表面，但实际行动做了不动声色的透视。”（ 周星《不动声色的乡村变迁与掠动人心的青春奋斗——<电影一点 就到家>分析》）黄路村的现代化变迁代表着新时代中国乡土题材文艺文本构建也在逐渐转变，通过唯美主义影像描绘乡村全新风景符号， 其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也随之改变。影片中从茶到咖啡的转变更像是一种文化符号的结合，展现出中华文化的包容力和创造力，成为巩固中国精神的文化力量。同时，其中独特的青年形象也作为当代中国精神 的承载者，对中国新时代精神的弘扬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方言作为中华民族的根系语言符号，也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在文艺作品中发挥着加强区间认同感的作用。合理、正确地使用方言会给影片增添不少色彩。电影《我和我的家乡》 也对方言有不同形式的演绎。在《天上掉下个UFO》单元里，方言辅助刻画了黄渤等人的朴素形象， 创造了很多笑点，成为年轻人津津乐道的表达方式。“文化最普遍和最主要的特征可能就是传播，因为没有传播文化就不能发展、生存、延伸和成功。”（[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由此可见，传统文化、民俗民风在建立“传—受”关系时作为纽带，对作品的文本构建有较大的帮助。

当前，乡村振兴与繁荣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关键节点。通过文艺拉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从而带动乡村经济发展无疑是良好的产业循环模式，同时有助于提高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影响力。从近几年上映的乡村题材电影里可以看到此类型电影正走向文艺性和商业性的结合， 既有《一点就到家》《我和我的家乡》一样喜剧化、年轻化的叙事风格，也有《隐入尘烟》般哀而不悲的诗意表达。我们的文化需要把握住向世界展示的机会，在时代发展中立足真实可感的人物形象、生动易懂的故事，在创立中国式独有的电影叙事文本的同时，深度挖掘传统文化根基，塑造全新中国形象， 向全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文化、传递中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