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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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泥文

红菱微波耀巴渝，家国情怀舞新篇

——浅议芭蕾舞剧《归来红菱艳》的艺术突破与文化传承

周其伦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中国民族芭蕾发展进程的观众和评论者，当我目送由重庆芭蕾舞团献演的芭蕾舞剧《归来红菱艳》最新升级版落下终幕时，舞台上那抹象征艺术追求与坚毅信仰的“红舞鞋”，仿佛仍在不停地流转。心中涌动着的，不仅是我对这部舞剧艺术完成度的惊叹，更是对重庆芭蕾舞团全体演职人员以高雅艺术叩击民族记忆、以艺术之笔书写山城风骨的深深敬意。

这部以中国舞蹈艺术先驱戴爱莲当年在渝抗日事迹为蓝本的原创芭蕾舞剧，自2023年首演以来，历经两次版本迭代，如今作为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特邀剧目亮相，早已不仅仅是简单的“焕新升级”，更是主创团队在题材表达、语言融合与精神传递上的成熟蜕变。这源自西方的芭蕾足尖，真正扎根在巴渝大地上，让抗战时期的重庆烽火记忆，在舒展的独特舞蹈语汇中，有了可触可感的温度。

芭蕾舞剧《归来红菱艳》剧照  

一、用芭蕾舞的转圜完成从个人情感到民族记忆的升华

在中国芭蕾的创作谱系中，抗战题材始终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西方芭蕾艺术原本自带的“贵族基因”，与抗战历史的粗粝质感、民族救亡的厚重底色，似乎存在某种天然的审美落差。而芭蕾舞剧《归来红菱艳》的首要突破，便在于它跳出了“英雄叙事”的宏大框架，避开“苦难罗列”的刻板表达，匠心独运地选择以舞蹈家“莲”的个人命运为基本线索，有机串联起战时重庆的芸芸众生。从海外归来的艺术赤子，到潜伏敌后的中共地下党员“轩”，再到育才学校的难童、川江岸边的纤夫，这些鲜活的个体构成抗战大背景下“普通人的生命史诗”。这种以“小切口”进入“大历史”的叙事策略，也为芭蕾艺术的抒情性提供了丰富空间。

 大幕拉开，“莲”身着一袭素白舞裙，在异国舞台的聚光灯下旋转，随后灯光骤暗，纱幕上浮现出重庆嘉陵江的轮廓，她的足尖从优雅的“阿拉贝斯克”转为略带踉跄的“碎步”，自然完成“归来”的个人情感迁徙：既是舞者地理意义上从海外的回归，也是精神层面从“艺术小我”到“民族大我”的觉醒。这也让“戴爱莲式”的个体选择有了更为细腻的情感支撑。剧中“救护苗族女子”段落的群舞编排更是令人动容：难童们蜷缩在舞台角落，手中的布偶散落一地；“莲”与地下党员们以芭蕾的托举动作，将孩子一个个从“废墟”中救出。此时的托举不再是一般意义上芭蕾技巧的炫示，而是对生命守护的具象化表达。背景中川江纤夫的号子声与芭蕾的足尖点地声交织，粗粝与优雅在此刻交融，恰是芭蕾舞剧《归来红菱艳》对题材的独特诠释：抗战的历史是由无数个“莲”与“轩”的选择、无数个家庭的悲欢构成的鲜活记忆，而芭蕾柔曼的抒情性，恰好能让这份珍贵的记忆直抵人心。

 值得注意的是，最新的升级版本在叙事上强化了“红舞鞋”这一核心符号的贯穿作用：从“莲”儿时的珍藏，到她教难童跳舞时的道具，再到终幕时她将红舞鞋交给下一代舞者，这双舞鞋早已超越了“艺术追求”，成为精神传承的载体。这样的设置，让整部剧的叙事线索更加清晰，情感落点更加集中。而新增的“庙会”场景，则通过秀山花灯的欢快舞步与轰炸前的宁静氛围形成鲜明的对比，以“乐景写哀”的艺术手法，让随后演绎的苦难更具冲击力，也让“莲”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动机更加可信。

芭蕾舞剧《归来红菱艳》剧照

二、芭蕾优雅的足尖邂逅巴渝风情的成功实验

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的国有专业芭蕾舞团，年轻的重庆芭蕾舞团自2012年成立以来，便一直在探索“芭蕾民族化”的道路。从《追寻香格里拉》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呈现，到《死水微澜》中对巴蜀市井生活的描摹，再到如今的《归来红菱艳》，他们始终努力将巴渝地域文化与民族舞蹈深度融合，在一次次创作中落实“将芭蕾本土化”的尝试。芭蕾舞剧《归来红菱艳》的最大亮点，在于打破“芭蕾舞+民族舞”的简单拼接，实现了两种舞蹈“基因”的有效重组。在剧中我们看不到刻意的“技巧展示”，唯有舞蹈语言与人物个性、情境再现的高度统一。

苗族舞的“颤膝”与芭蕾的“阿拉贝斯克”如何共存？剧中“重逢”段落给出了答案。当“莲”与“轩”在山城小巷相遇，苗族舞特有的“颤膝”动作被弱化了幅度，转化为一种含蓄的身体律动，配合芭蕾的“慢板”舞步，既表现了两人久别重逢的克制与深情，又暗合了山城街巷的起伏感；而维吾尔族舞的“移颈”动作，则被巧妙融入难童们的舞蹈中。这种“化用”而非简单“套用”的处理，让民族舞蹈元素不再只是芭蕾的“点缀”，而是成为塑造人物形象、营造艺术氛围的有机组成部分。

更令人惊艳的是巴渝地域文化符号的舞蹈化呈现。纤夫的“拉纤”被提炼为群舞中的“俯身托举”，配合低沉的号子声，仿佛是一条在激流中前行的“人链”，既保留纤夫劳作的力量感，又具备芭蕾群舞的整齐美；而秀山花灯的“摆扇”与“绕花”，则与芭蕾的“挥鞭转”紧密结合——在“庙会”场景中，女舞者们手持花灯，以“挥鞭转”的速度带动花灯旋转，形成一片流动的灯海，既展现花灯舞的欢快，又凸显芭蕾的技巧性。这让观众感受到芭蕾的足尖不仅能在华丽的舞台上跳跃，也能在巴渝的石板路上、川江的号子声中，跳出属于这片土地的曼妙和情致。

舞美设计则为这种“舞蹈语汇的融合”提供了绝佳场景。在“层叠石板阶梯”“错落吊脚楼”等核心元素基础上，舞美运用了更细腻的纱幕投影与灯光设计。当“莲”在育才学校教难童跳舞时，背景纱幕上浮现出吊脚楼的重重剪影，阶梯式舞台与真实山城地貌相映生辉，舞者们在阶梯上完成芭蕾的“踮脚走”与苗族舞的“踏步”，仿佛将整个山城变成了他们的舞台；而大轰炸场景的设置中，纱幕上的火光与舞台上的烟雾交织，吊脚楼的剪影在火光中摇曳，舞者们以急促的足尖点地与大幅度的肢体扑跌，将战争的血腥、残酷与生命的脆弱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移步换景的设计，将“舞美即叙事”的理念发挥到极致，也让“战时重庆”不再是抽象的背景，而是可感、可触且有声有色的“舞台角色”。

此外，编导还大胆将重庆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用作背景音乐。当钢琴以轻快的节奏弹奏出民歌的旋律时，舞者们以跳跃的舞步呼应，既保留了这首民歌浓郁的乡土气息，又妥帖地衬托出芭蕾舞音乐韵律的高昂与诗意。这种无缝对接的改编，让重庆地域文化与西方芭蕾艺术的精髓融合得自然且美轮美奂，也让整部剧的情感涟漪萦绕更为醇厚的“巴蜀韵味”。

芭蕾舞剧《归来红菱艳》剧照

三、从“戴爱莲精神”到“新时代芭蕾”的崭新跨越

一部优秀的红色题材舞剧，不仅要“还原历史”，更要“连接当下”，还要“展望未来”。芭蕾舞剧《归来红菱艳》没有将戴爱莲的事迹塑造成“遥远的传奇”，而是通过芭蕾艺术的表达，让她的精神与当下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这种共鸣，既来自对“艺术为人民”的坚守，也来自对“文化自信”的诠释——这也许正是重庆芭蕾舞团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发扬光大的“新时代芭蕾精神”。

戴爱莲先生曾说：“舞蹈不是少数人的艺术，而是人民的艺术。”这句话，在芭蕾舞剧《归来红菱艳》中得到了完美诠释。剧中的“莲”，是从海外归来的“精英舞者”，后成长为扎根育才学校的“舞蹈教师”，她的转变正是“艺术为人民”的生动写照。当她脱下华丽的舞裙，换上朴素的布衣，教难童们跳简单舞步时，她的足尖不再是为了舞台上的掌声，而是为了点亮孩子们心中的希望。这一幕，让我想起重庆芭蕾舞团多年来坚持的“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想起他们在乡村学校教孩子们跳芭蕾的场景——从舞台上的“莲”到舞台下的舞团，“艺术为人民”的精神一脉相承、生生不息。《归来红菱艳》中，当年的难童在烽火岁月中成为舞蹈教师，他们手中的“红舞鞋”与“莲”当年的那一双“红舞鞋”遥相呼应，正是这种精神代代延续的最直观、最真切的表达。

夜色中的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波光粼粼，两江四岸的璀璨灯火与熹微的月色遥相呼应。望着川流不息的人潮，耳畔仍萦绕着芭蕾舞剧《归来红菱艳》的旋律，我忽然有了心有灵犀的触动。这部舞剧的艺术魅力，不仅在于演职员们精湛的艺术表达，更在于它让我们在芭蕾的足尖上重新认识了重庆——这座城市既有战时的坚韧与悲壮，也有当下的烟火与温情；既有巴渝文化的厚重底蕴，也有开放包容的艺术胸怀。

芭蕾舞剧《归来红菱艳》的成功演绎，证明中国民族芭蕾的发展不必拘泥于固有范式，只要扎根本土、聚焦时代，就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当“红菱”再次绽放，当“红舞鞋”继续传递，相信会有更多人看到中国民族芭蕾的“足尖”，同样能“跳出”壮丽的山河岁月与深厚的家国情怀。

当然，对于观众而言，芭蕾舞剧《归来红菱艳》留下的不仅是一场艺术盛宴，更是一次精神洗礼。它让我们铭记：烽火连天的年代，曾有一群艺术家以舞蹈守护希望；它也让我们懂得：和平年代，艺术仍是连接过去与未来、个人与民族的纽带。这正是这部兼具前瞻意义的芭蕾舞剧能在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盛大舞台上打动人心的根本原因。
 

作者简介

周其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有作品上百万字见诸《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文艺报》《中国艺术报》《解放军文艺》《文学报》《北京文学》《广州文艺》《湘江文艺》《黄河文学》《山东文学》《莽原》《湖南文学》等上百家报刊。曾经获得过《人民文学》近作短评金奖、银奖各一次，以及重庆市十佳读书人称号。在《新华书目报》开设“文坛素描”专栏，在新浪微博上的“刊评”受到广泛关注。出版小说评点专集《安于悦读》获得好评。

（重庆市舞蹈家协会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