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顺应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趋势，推动文艺评论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参与”，《重庆文艺》杂志特开辟“大众评论”栏目，打造快速响应、大众主导、观点鲜活的轻量化评论阵地。本栏目将以灵活快捷的形式，刊发短小精悍的评论，聚焦文艺热点作品和现象，关注新人新作，尤其是“文艺两新”的创作成果和实践动态，助力重庆文艺生态建设，推动文艺作品与评论长效健康发展。

栏目主持：泥文

从《岁岁平安》看

一种名为“可以不”的英雄主义

黄桢

曾荣获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项目创投“最具投资价值项目”的电影《岁岁平安》，于2025年12月16日在重庆举办首映礼，并于同日登陆全国院线。这部由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高校师生主创的“学院派”电影，以流畅的叙事结构、成熟的镜头语言和深刻的情感表达，收获行业内外的广泛认可和好评。影片故事取材于一桩暴露历史疴疾的真实事件，却给出了贴合当代时代主题的答案，让观众在现实和影像的虚实流动中，共情弱者命运的同时，也感受到其蓬勃生长的黑色生命力，以及人与人之间纯粹情感交互所焕发出的道德光辉。在上映之前，“女性苦难”“中男班底”“学院电影”“新人演员”等标签，曾引发舆论热烈讨论，甚至有人认为其与时代“脱节”。而这部小成本地域电影却意外地打动了所有被其故事触摸的观众。这份诚意和品质，在当下的电影市场中显得弥足珍贵。影片以“失散母女重逢”为表层温暖梦核，逐步揭开梦核深处以“爱”为名的掠夺阴谋，层层曝露女性成长历程中的创伤印记，进而探寻新的历史阶段里那些“无分者”实现获救和自救的可能。

一、传统家庭格局里“不得不”的生活模式

电影中出现了一个代表传统家族秩序中长辈形象的角色——祖父，他的语言和行为传递着扎根于传统观念的价值取向。构成中国人重要的生活意义的不是个体，而是家庭，因此中国社会是如梁漱溟先生所说的“早熟的伦理社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核心家庭逐渐取代了原来的大家族制，但父系祖孙三代在今天仍然是较为稳固的家庭结构形式。影片里的祖父是典型的传统家族权威者，兼具着在家族公共事务与日常家庭生活中的话语权。在其影响范围内，形成了以亲缘与伦理为名的生活场域，身处其中的不仅有未出现的祖母、媳妇李玫和外孙女岁岁，也包含他习惯了妥协的儿子。如果说传统家族观念的影响具象化地表现在祖父身上，那么在李玫娘家，其父亲的缺席并没有淡化这种影响，她不争气的弟弟作为家中唯一的男性，在母亲的偏爱中成为家族事务的新一代主导者。

从叙事角度来看，整个电影传递出的压抑感，大都来自人本能生命力的难以舒展。换句话说，电影中身处传统家庭格局里的人们，都在做着“不得不”的受动性选择。这在传统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行为方式，放在当下语境下，难免显得陈旧、压抑甚至格格不入。李玫在单位的升职机会因为祖父“需要”她专注家庭而失去，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的离婚选择权也因为弟弟“需要”工作而被剥夺。岁岁天然的生存权因为祖父“需要”一个男孩差点被炮仗炸毁，而作为一个父亲，唐东明看着受伤的女儿被父亲送走，只敢无声伤悲。在对女儿有所求之前，他甚至长期以来不敢让妻子看到女儿的地址，哪怕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因为他只敢小心翼翼地维持着现有家庭的“稳定”，他担不起真相揭开时来自外界和他内心的汹涌的波澜，他只会这样活。

许多看过电影感到心绪沉重的观众认为这个话题过于“老”了些。的确，仅从片中女性解决问题的方式，就能看出这是中国早期家庭伦理片中非常典型的传统女性解决问题的方式，或是文艺作品塑造的传统女性解决问题的方式，即自毁和极端抉择。电影中表面的生活艰辛后面的隐性困境是更难看见却更显沉重的，影片中女性解决问题的方式令人揪心。刘岁岁为了摆脱困境质问自己的老师自扇耳光，同样的举动发生在最后在天台逼岁岁跟自己回去救弟弟的李玫身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岁岁甚至选择用跳下天台的极端方式来解决矛盾。

电影创始人郑正秋在他的家庭伦理片中，用历史的笔触描摹了太多女性的挣扎与无奈，直到今天，相关的叙事仍能引发观众的深切感慨。娜拉想死吗？娜拉比任何人都想活，所以娜拉跑走了，但娜拉能去哪儿呢，世界本身就是充满束缚与挑战的场域。娜拉的极端抉择并不为着自己的解脱，娜拉扛着不知道谁给她戴上的枷锁，天真又执拗地以为自己的抉择能换来周遭的改变，但“一个娜拉倒下还有千万娜拉站起来”，继续在生活中负重前行。今天我们需要电影《好东西》，需要《出走的决心》，但我们也该看到《隐入尘烟》，也在拍摄《岁岁平安》。因为我们身边仍有太多身处传统家庭格局中的人，她/他们的肩背被一端连着传统观念的锁链磋磨得疲惫不堪。

二、少女英雄“可以不”的生存选择

段奥娟饰演的刘岁岁一出场，就是个和大众印象里的“乖女孩”不太一样的孩子。她是个特立独行的中学生，整天吊儿郎当，课余时间还会去小照相馆做着非主流的平面模特。她是个“刺儿头”，鱼摊老板被欺负，她拎着酒瓶子就敢往要债人脑袋上敲；刚认识自称“姑妈”的李玫，她便毫不客气地花对方的钱买衣服和相机；就连李玫“以身试法”报复马老板时，她也犹豫着要不要前去搭救。乍看之下，刘岁岁似乎是个“坏孩子”，可她骨子里，又藏着极致的天真和善良，在学校挺身而出救下被霸凌的男孩，为没有血缘关系的鱼贩养父拼命，甚至毫不犹豫地去给“姑妈”的儿子配型。她的好与坏，都与这个社会脱轨，总是以近乎本能的方式去做自己想做的一切事情，跟这个影片里这个虚构世界中的其他人相比，她不麻木，她一直在行动。

岁岁身上，有一股显见的、敢于与命运对抗的生命力，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葛兰西意义上“意志的乐观”。她有点小聪明，想方设法地报复马老板，她更有相当的胆量，像一头小兽，保护着自己的领地，赤裸地对抗着一切“外敌”。如果说原生家庭的抛弃，是她无法选择的宿命，但逃出养父母家，则是她对养父性骚扰行为最为坚决的反抗。看到这里，影片的黑色幽默色彩已经很明显。从传统文艺作品中的张飞、李逵，到如今《爆款好人》《无名之火》《二手杰作》《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等喜剧电影中的“草根英雄”，我们常常看到这类典型的“浪荡子”的“日常英雄主义”。它区别于智勇双全的正统英雄主义，往往以“反英雄”的形象，传递直抵人心的强大精神内质。

刘岁岁的英雄主义，在她知道真相后，仍然选择回去救那个孩子的情节中，达至顶峰。她的这个选择，无关伦理亲情，而是源于她生而为人的善良底色。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的结尾是惊喜的，如果岁岁留在唐家，那前面的精彩就会落得个狗尾续貂的遗憾。岁岁拒绝了迟来的“母爱”，决绝地转身离开，并非出于心怀怨恨，而是因为枪已入袋、鱼跃入江，她要朝着有光的地方奔赴。刘岁岁的少女英雄主义，就像罗曼·罗兰所说的“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三、回归“爱欲”的家庭神话

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危机，已然证实了个人主义的虚幻。从出生就被置入文化环境中的人，具有天然的合作性，“我”的意义，终究要在“我们”这个集体中得以彰显。即使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建立足够强大的主体自我，也不能否认社会交互提供的“情感拐杖”和认知帮助，它们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少女英雄刘岁岁蓬勃的黑色生命力里，藏有一抹暖色，来自养父刘建凯粗粝质感的爱。几乎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两个人组成了影片中真正意义上的“家庭”，一个不带有“自我实现”功利目标的最本真的家庭。只有在父女二人的日常生活中，影片中那个阴冷晦暗的世界，才会被暖融融的光包围。

老刘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实人，本本分分地做着卖鱼的生意，也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捡来”的小小“树苗”平安长大。他会及时阻止岁岁的鲁莽报复行为，会楼上楼下地同她打趣，会因为李玫骗了岁岁大发雷霆。他其实很怕他的小树苗一走就不再回来。即便如此，他还是坚定地支持岁岁回去救人的选择。影片后半段，父女俩骑着摩托行驶在路上的那场戏，不知感动了多少观众。当岁岁在他耳边喊出“我养你”的时候，强装镇定的老刘一定很欣慰吧。那一刻，“家庭”终于回归到家庭最本真的模样。韩国作家韩炳哲认为现代主体当用“爱欲”来超越危险的“功绩主体”，他在《爱欲之死》中写道：“关于爱情体验的一个建构性条件就是一个人在‘他者’面前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爱欲”显然并不只存在于爱情中，郑正秋早在中国电影诞生之初就意识到，“欧美的爱是在一条水平线上的，是注重平辈敌体的，可以说是横的爱，中国的爱是在一条直线上的，是从上而下的，有尊长在前，可以说是直的爱。”（郑正秋《解释〈最后之良心〉的三件事》）在中国社会语境下，或许我们可以用“亲子之爱”来将韩炳哲的“爱欲”的对象泛化。由此，遵循中国“家天下”的传统，我们得以窥见一个理想共同体应有的样貌。
 

结语

卡曾斯曾言，人类现在的困难境况，是因为为自己想得太多，为共同体想得太少。这并不是宣扬舍小我为大我的牺牲精神，而是意图创建一个能让个人更好栖居的环境。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我们都是平等的个体，人与人之间，矛盾总是难免，原谅也可以不必强求，但总归要互相扶持，才能走得更远。在这个寒冬，《岁岁平安》秉一盏微弱烛火，寻一个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答案。“哪怕生生不见，也要岁岁平安”，它这样作答，我也这样相信。

作者简介

黄桢，西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生在读

（供图：重庆市电影家协会）